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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历史回忆----从武汉到潮汕 黄霖
发布时间:2013年07月  责任编辑:夏昭仪

 

 
 

 
 

作者简介:黄霖(19041985),原名罗永正,字直方。1904518日生于四川省新都县。192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1926年参加北伐军,1927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贺龙部队第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跟随贺龙同志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随军南征。转赴广州后192711被党派往海南岛做兵运工作,12月亲历广州起义失败1928年初返回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新都县城区区委书记。

1930年初至193310月,在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法南区反日救国义勇军总指挥,中共上海中国公学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大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支部指导委员会书记,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上海远东反战大会警备委员长,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193310月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事变后,经我党营救于19378月出狱,担任出狱同志大队副大队长,10月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38年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总务处处长、马列主义研究室支部书记、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科长、鲁迅艺术学院院务处处长、中央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党校第七支部委员。

194510月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长春市委委员兼东荣区区委书记中共吉南地委委员兼桦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游击大队政委、桦甸县县委书记吉林省委党刊编辑、吉林省委副秘书长。

19493月南下,同年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南昌市委书记兼南昌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此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交通办公室主任、省委交通工作部部长、江西省副省长兼文教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在十年内乱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且全家受到株连。1982年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安置,得到了彻底平反19851013日在北京逝世。


 
   
 
     唐天际同志给作者的信(代序……………………
    自序……………………………………………………
    一、我到贺龙部工作的前夕…………………………
    二、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三、贺老总和共产党…………………………………
    四、赤手空拳智取手枪连……………………………
    五、在武昌群众大会上………………………………
    六、石灰窑军官大会…………………………………
    七、从九江到南昌……………………………………
    八、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九、不计成败坚决干…………………………………
    十、南昌暴动之夜……………………………………
    十一、起义胜利之后…………………………………
    十二、枪决蒋介石的特使”………………………
    十三、关心连队的巩固…………………………………
    十四、严肃军纪爱人民………………………………
    十五、壬田和会昌两战两捷…………………………
     十六、贺龙在瑞金入党和宣誓………………………
    十七、从瑞金至讪头…………………………………
    十八、汤坑之战…………………………………………
    十九、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
    二十、朱德同志等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
    二十一、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唐天际同志给作者的信(代序)
黄霖同志:
你交来的文稿,要我看后于本月十五日以前返还,因人民出版社要求按计划出版,这是迫切任务,所以我在开会中抽空看完了。
你写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些生动事实,又经有关同志看过,我觉得很好,勿需作过多的修改。你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至今年,三个年头写出了五万字,完成了定稿,你对党的事业认真负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人民热爱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由武汉到汕头这一段历史,我也经历过,给我很多启发,所以我感受很深,都是我要学习的。
我党曾多次号召写党史、军史、人民革命史。总结伟大的中国革命经验,借以发扬中国革命的光荣传统,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的历史事迹,同志们了解不深,由于过去各种原因写得很少,发表得更少,也有关系。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为了达到其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目的,篡改革命历史,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尽其法西斯手段,采取诬陷打击,以致残酷的迫害致死。贺龙同志之死,只是其中一例。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坚持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的真理标准。全党同志又发动起来,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斗争,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你对“八一”南昌起义的意义,“八一”作为我军的建军节纪念日,“八一”军旗、军徽的来由,都作了阐述。对贺龙同志如何参加革命、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当时情况和背景,以及贺龙同志入党的坚强党性,那时的政治见解、军事思想,带兵、爱兵,为民、爱民,整顿纪律,培植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战无不胜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明果敢的事迹,都一一作了描述。我认为是很好的生动教材,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很难得的珍贵资料。
当前是要抢救革命历史,胡耀邦同志在不久前说,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老干部很少了,也就说明了写党史的重要性。我盼望你这文章早日发表,也是同志们的期望。
    此致
敬礼!
                                             唐天际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自      序

 
我不是文学家,不会写文章;而且《江西青年》曾要我写“八一”起义的回忆,我已于一九五九年写了一点。当时实在写得很粗糙,而且个别地方写得不够确切。我一想到这点,心里就难受……
我执笔写有关贺龙同志在“八一”及其前后的回忆时,就估计到很可能不能令人满意,但我不能不写,而且我由衷地想写,因为贺老总在“八一”起义整个过程中,我在他身旁,他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值得青年同志们学习,也值得研究党史、军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同志们参考。
我从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准备写这一回忆起到现在,整整经过了两年时间,才写了五万多字,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白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起,我一直处在和疾病作斗争的景况中,直到今年即一九八一年一月,我到上海住医院两个月和在上海疗养两个月,六月又到北京疗养,在这过程中,还遇到一种我回避不了的事清总得耽误我一些精力和时间。现在,我总算高兴地将这一本参加“八一”起义后的随军见闻记捧献给读者了。
我在写的过程中,浏览了北京、上海、南昌出版的一些有关“八一”起义的书籍和资料,这对帮助我回忆贺龙同志有很大好处。
这些书籍和资料还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以讹传讹,不能想当然;就是当时的资料,也应当认真地、反复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例如,当时的南昌“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的《江西工商报》第二版载《革命委员会就职盛典记》一文内称:“……于本(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及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工农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
同日同报的第三版载《南昌市军民联欢大会》一文内称:“南昌各界民众于二日上午十时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就职后继续举行南昌军民联欢大会计到有各军政党部暨民众团体不下四百余处群众约在五万人以上……。”
从上述两文来看,就职的时间就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前者说是二日下午一时,而后者则说是二日上午十时。这个矛盾很难解决。我的回忆是:我们警卫连下午是参加了军民联欢大会,对就职及其时间一事,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因此,我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但上述矛盾依然存在,这就只能等待今后有关方面组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好作出最后结论来。
我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包括现代的青年以及尔后无数代的青年,不管科学技术怎么进步,时代怎么发展,都应当学习贺龙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      
从武汉到潮汕一直到流沙失败,还不到一百天,我跟随他的时间虽然很短,我所见闻的也仅仅是某些侧面,某些片断。但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自听到的。我觉得贺龙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实在很大,因此,我乐于写这篇回忆;在写的过程中,又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为了鉴别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为了使我写的随军见闻记能够比较准确、比较完善地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时得到了不少同志好心的大力的鼓励、帮助和指导。对这些同志,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但请恕我没有把姓名一一写出来。
我所写的这篇随军见闻记,由于水平有限,必然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恳切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教,现预先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虽然年岁大了一些,但我仍然甘当小学生,我的愿望是能为伟大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自己这个共产党员晚年仅有的力量。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贺龙同志是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从小家贫,随着父亲种田,又学做裁缝,后来赶骡子运土特产,到过湖北、贵州、四川等地,吃过许多苦。从他二十岁率领不怕死的勇士,拿起两把菜刀粉碎伪盐税局的英勇行动起,就表现出他忠于人民,有胆有识、不怕牺牲的革命气概,而到“八一”南昌起义及其前后,就更表现出他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坚持斗争的精神,言行一致勇敢负责的精神,以及他耿直豪爽的性格、光明磊落的态度。换句话说,他有着极其坚强的党性:党说怎样办,他就毫不迟疑地怎样办;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八·一”起义前后,我在他身边工作,所见所闻感受尤深。贺龙同志是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当林彪虽已自我爆炸,但“四人帮”仍继续猖狂横行的时候,我还在受迫害的环境中,孩子来探望我时,我才知道贺龙同志早已被迫害致死的噩耗,真似晴天霹雳,打在我的头上,撕碎了我的心,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接着泪如泉涌,痛哭了一场。当时,不允许公开追悼,但我坚信总有一天。我的哀思和回忆,能够公诸于众。“四人帮”粉碎后,党中央为贺老总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使我破涕为笑,得到很大安慰,对党中央表示衷心地感谢。
 
 
 
一、我到贺龙部工作的前夕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左右,我随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队从开封回到武汉。当时,因马日事变后,陈独秀投降主义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蒋汪合流的反动活动更加猖狂,在这种情况下,张发奎宣布解散宣传队,我和许多同志遭到遣散,小刘即刘志桓和我流落在武昌斗级营街一个旅馆里。怎么办?我们两人决定去找恽代英同志,要求准许我们到军校学习。代英同志答应帮我们想办法,要我们过两天去听回信。六月二十八日,我在四川讲武堂时的同队同学和好友刘力劳同志①突然到旅馆来找我。他问我今后怎么办?我回答,一定继续于革命。还把我和小刘已经去找过恽代英同志一事告诉了他。他告诉我,这时他已经不再是武汉工人纠察大队的大队长了,他已到贺龙部特务营任第一连连长。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贺龙部做军事工作?如果愿意,就来接替他的连长职务。
 
刘力劳同志,原名刘道盛,四川省富顺县人,一九二三年在沪州川南师范学习,是恽代英同志的学生。一九二五年六月在四川讲武堂毕业后,即到黄埔军校学习,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秋,随周逸群同志到贺龙同志部队工作,后调四军教导队工作。一九二七年先后任武汉工人纠察大队长,二十军特务营营长,中共二十军军委成员,参加·起义,起义军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负责兵运工作。被敌人逮捕后。一九三一年秋,我到龙华拘留所去看他时,他说他已完任务,嘱我继续奋斗,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久,他即光荣牺牲在龙华。
 
    我说:我怎么能接替你的工作呢?
    刘力劳同志说:贺龙同志是听党的话的,已经决定要他当特务营营长了。只要他介绍,贺龙同志一定会同意我接替他的工作的。于是,我高兴地答应了。刘力劳同志还让我去约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陈震华同志一起去,约定六月三十日到武昌后补街圣约瑟学校(当时学校放假)第二十军军部找他。刘力劳同志和我告别后,我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陈震华同志,我把刘力劳同志来找我,要我和陈到贺龙二十军去作军事工作等情,全部告诉了他,他当然十分高兴。接着我和陈又议论一番,认为:中国革命已到危险的紧急关头,必须作军事工作,因为在中国,没有革命武装,革命危机是没有办法挽救的;没有革命武装来支持农民运动,农民运动是很难发动和开展的。因此,我俩能够到贺龙部去作军事工作,都感到异常高兴。我又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小刘,小刘又为我祝贺。小刘并说,要我安心去作军事工作,而小刘则单独去找代英同志,求得能进军校。尔后小刘果然得到代英同志帮助,进了武汉军校学习。
 
陈震华同志,四川犍为县人,一九二五年在四川讲武堂毕业,一九二七年初到武汉参加革命,同年三月进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七月任贺龙二十军一师副营长,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起义。到广东时任代理营长在汤坑战役中壮烈牺性。
 
当晚我兴奋极了,竞不能寐。我联想很多,首先和主要地我就想到贺龙:
我想到:贺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还没有和他见过面,根据刘力劳同志的介绍,他听共产党的话,而力劳同志是共产党人,又是我最信得过的好同学、好朋友,因此,到贺龙那里去工作,我内心里感到千万个放心。
我又联想起我曾听说的关于贺龙的三件事:
第一件,贺龙是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英雄。
早在一九二五年底,我在四川讲武堂毕业后,逗留成都之时,第一次听到关于贺龙的传说。说贺龙同志很有胆识,是一个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阶级的人。还在青年时期,他就曾带领家乡的群众,用两把菜刀打开伪盐税局,夺取枪支,组成一支农民革命的队伍,①在湘西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贺龙同志这一时期的行动,其性质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已不同于梁山泊那样一类的打富济贫的草莽英雄。其后,他活动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四川东部等广大地区,于一九二三年驻防四川酆都县,成为四川督军熊克武的旅长。
 
 贺龙带领革命群众去距桑植县城一百五十余里的芭茅溪,打伪盐税局,参加者有谷吉廷、屈云成、王占彪、孙向廷、韦淑青、周云青、陈星之、韦进斋、贺勋臣、彭洞庭、李月之、贺占青、王金门、王云州、何春子、冉奉五、陈玉清、田子云、黄少元和吴佩青,连贺龙同志共计二十一人。
 
一九二四年春,熊克武被军阀杨森、袁祖铭、刘湘等打败后,率部来到贵州东部。同年十一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讨贼联军总司令,统辖各省讨贼军。同时,孙中山任命贺龙同志为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电令熊克武率领全军到广东整训。为此,熊克武亲自找贺龙同志面谈,力劝他一块到广东去。贺龙同志坚决不同意去。他说:孙大元帅逝世后,广东时局不稳,变化莫测,加上部队要长途行军,千里迢迢,给养困难,建议熊克武不能轻率前往广东,就在湘黔川三省边界整训队伍,待机行动。但熊克武不听,率部队执意前往。熊率部队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底四月初,由湘黔地区,翻山越岭,向广东开拔,直到八、九月间才到达广东。不出贺龙同志所料,同年十月初,熊克武及其高级将领多人,一被骗到广州,就被蒋介石扣押起来,送到虎门禁闭,队伍全部被缴械,士兵被改编,军官部分送到黄埔军校,部分逃回四川。
这些消息后来在四川普遍传开,人们认为还是贺龙有胆识、有远见。如果他毫无主见,一味盲从,跟熊克武一道轻率地把队伍拉到广东去,就会同样被蒋介石用阴谋搞掉。我当时听了,对贺龙很有好感。
第二件,贺龙在北伐中打死了军阀袁祖铭。
一九二六年底,我为了参加革命,只身从四川夔府跑到武汉。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上午,刘力劳同志带着我去看望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吴玉章同志,我才知道吴玉章同志是共产党员。吴老当时刚从宜昌回武汉不久,他对刘力劳同志和我讲过许多话。
首先,吴老说,他到宜昌,是专门去为贺龙同志解围的。吴老说:贺龙统率的湘西民军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这是贺龙同志在北伐战争中的第一大功,袁祖铭是个很反动的军阀,他野心勃勃,曾参预四川内战达四年之久,是和军阀杨森一派的,是吴佩孚的忠实走狗。一九二六年冬,袁祖铭采用两种手法,一方面接受北伐军左翼总指挥的名义作为掩护,另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和配合北洋军阀吴佩孚,自称川黔军总司令,率领该部潜向湖南移动,进而盘踞常德。这次,他军发湖南,是奉了吴佩孚的密令,阴谋待机夹击北伐军的。他的军队纪律很坏,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不堪其苦,对袁仇恨万分。他是一个很凶恶很危险的敌人。
当时,贺老总领导的湘西民军,正驻防在常德附近桃源一带。他率部积极配合北伐军的友邻部队,对袁祖铭的部队进行防堵,最后分别解决了袁祖铭的部队,贺部并打死了袁祖铭。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旬,贺部进驻宜昌。
吴老讲了袁祖铭的罪恶后,又说:贺老总的湘西民军进驻宜昌后,接着湘军何键的部队,黔军王天培、杨其昌的部队也都来到宜昌。何、王、杨等,特别是何键,很不满意贺龙同志打死了袁祖铭,并和贺部发生纠纷,这件事轰动了武汉,国民克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部。宜昌的地主商人也和何键等勾结起来,制造了许多谣言并跑到武汉来控告贺老总。武汉国民政府才派我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吴老接着说: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一顿,并且决定把贺龙的民军调到武汉来保卫革命的首都。作这个决定,也为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避免贺部被右派军队吃掉。
由于打死了军阀袁祖铭,贺老总的部队遂成为右派势力的眼中钉;吴老到宜昌,解了贺老总的围,还将贺部调来保卫武汉。贺部调入武汉后,进一步接受革命的影响,成为保卫武汉的可靠柱石。所有这些情况,对于贺老总的思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教育了他,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就在这次,吴老还讲到一个重要情况,也值得一记,吴老说,蒋介石妄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还妄想把苏联顾问鲍罗廷赶走,以便把国民政府控制在他的魔掌中。他的反革命真面目开始暴露出来了。吴老愤怒地说,蒋介石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打一个电报给徐谦(徐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的负责入之一),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后吓得不得了,于是打电报宜昌,催我回来商量。
吴老说到这里,气愤极了,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要注意时局的变化,一定要准备对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危险局势。刘力劳同志和我都深深觉得吴老的看法很对,特别是使我这个刚到武汉不久的人,更是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联想起的第三件事是贺老总神速奇袭逍遥镇的战斗。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我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①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廖乾吾同志②。我在宣传队工作时,曾随军进入河南,我军的任务是粉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对武汉入侵的威胁。当时,贺老总的独立十五师,属第十一军军长兼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指挥③。
同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张发奎亲自指挥的四军、十一军部队,在上蔡的东洪桥、西洪桥(简称东西洪桥)战役中取得胜利,迫使敌残部向逍遥镇溃逃。同时,贺龙同志率独立十五师攻占了郾城,于二十三日肃清了漯河西岸之敌,残敌亦向逍遥镇方向退却。这时,逍遥镇的敌军共约五千余人。
大队长是共产党员曾生同志,是刘力劳同志把我直接介绍给曾生同志的。
廖乾吾同志从北伐战争开始就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八一起义,南下瑞金后,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零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时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十一军军长原是陈铭枢。一九二七年三月,陈离武汉后,张发奎才被委任为第十一军军长兼第四军副军长的。
 
当时,张发奎估计,敌军可能要在逍遥镇作一短时期的顽固抵抗,于是命令贺龙同志担任攻歼逍遥镇敌人的前线指挥。贺老总立即研究敌情,敌既有五千余人,又凭河固守,若正面进攻,是不容易的。为了避免重大伤亡,遂决定正面佯攻,侧击敌左翼并突袭敌后背。作出决定之后贺老总立即召集了团长和营长会议。除十五师的干部外,由于四军的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也暂归贺老总指挥,这个团的团、营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贺龙同志在会议上宣布上述决定后,团、营长都一致表示拥护。当晚即五月二十三日晚,贺师长即下达命令,各团、营立即按命令连夜行动,奔袭敌左侧和敌后背。敌军事出意外,来不及抵抗,仓惶失措,只好向逍遥镇溃逃。我军乘敌奔逃之际,跟踪追击,于二十四日下午六时胜利占领逍遥镇。敌伤亡惨重,我军伤亡很少,缴获敌步枪约两千支、大炮八门、机枪十余挺、马约百匹,以及弹药辎重军用品不计其数。残敌向许昌奔逃,我军继续追歼。这一战役取得了很大胜利,独立十五师得到了空前多的补充。
贺龙同志在逍遥镇建下奇功的次日上午,我们宣传队随四军政治部到达了逍遥镇,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主要是称赞贺龙的队伍行动快,敌人还来不及抵抗就被消灭了。真是兵贵神速,奇袭必胜。不然,敌人有了准备,我北伐军定要遭到很大伤亡。
汉口《民国日报》六月十六日大登特登“我军占领逍遥镇之经过”、“我军以奇兵制胜”等通讯消息。
湖北各界慰问独立十五师.盛赞独立十五师将士不畏艰苦,不怕牺牲,机智英勇,突袭敌人,在攻歼入侵河南的奉军的各次战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六月十七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委任贺龙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我想起以上有关贺龙同志的三件事,不禁愉快极了,我觉得我能够到贺龙同志部工作,我有信心有决心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何艰巨的革命任务。
 
            二、第一次见面的深刻印象
 
六月三十日上午,我和陈震华同志都十分高兴而又十分紧张地去到刘力劳同志处,刘把我们引到军部会议室坐下,要我们先等着,他去报告贺老总。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很快就可以看到我早就盼望见到的这位传奇式的革命英雄。
不到三分钟,贺老总就和周逸群同志①出来见我们。我和陈震华小心翼翼地等待贺老总讲话。
 
周逸群同志,贵州铜仁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庆应大学。一九二四年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进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一九二五年,担任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一九二六年秋,遵照党的决定,率北戊军宣传队到湖南常德。任贺龙部独立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六月,任贺部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八一起义后,任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失败后。同贺龙同志一道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先后任党的特委书记、红六军政委、红二军团政委、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等职,曾同当时的极左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但遭到顽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们夏曦的的打击,撤销了他的湘鄂西根据地的领导职务,他被派到岳阳开展游击战,一九三一年五月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贺老总高大威武,满面笑容。刘力劳同志把我和陈震华向贺军长作了介绍,请委派我俩的工作。
贺老总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说:“你俩来我们这个部队参加革命,好得很,我们很欢迎。现在正缺两个副营长,就决定……”
话还未说完,刘力劳同志就问道:“我的工作决定了没有?”
贺老总转向刘力劳,反问道:“不是已决定你当特务营营长了吗?”
力劳答道:“如果我的工作已确定,那么,我建议罗永正(这是我本来的姓名——作者)来接替我第一连的工作。”
贺老总毫不迟疑他说:“好!好!就决定罗永正当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陈震华当第三团×营的副营长。”然后,他又问周逸群同志有什么意见。周逸群同志表示完全同意。
接着,贺老总就要我和陈震华把自己的姓名交给他。他看了看,又仔细地看了看我们,随即要求我们第二天就到职,好好地认真负责地工作。
特务营实际上就是警卫营,共有四个连,每连都各有约一百人,官兵都是经过战争考验过的。
第一、二连都是驳壳枪,第三、四连是步枪。刘力劳同志是共产党员,这是贺老总知道的,贺老总把他身边的武装交给共产党员来领导;刘推荐我当第一连连长,贺老总又马上同意。这一切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贺老总完全相信党,完全听党的话。贺老总革命的决心很大,对党忠诚,处理问题非常干脆、痛快。
七月一日,我就到职工作。我这个第一连的任务是,平时警卫军部,行军时紧随贺老总前进。从这一天起直到在流沙和贺龙同志分别,我把我的全身心都放在连队的工作上,我知道不如此,不但不可能完成我应负的革命任务,而且还很可能发生我设想不到的大乱子。
                三、贺老总和共产党
 
刘力劳同志为了教育我,在我到职后,就抓紧时间来帮助我加深对贺龙同志的了解,他对我说过很多关于贺龙同志要求进步、要求参加党的故事,我记得的如下:
一九二五年夏至一九二六年夏,贺老总的部队驻防在贵州铜仁时,司令部恰好住在周逸群同志的老家。贺老总发现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周逸群同志从黄埔寄回给亲戚朋友的书信和革命小册子中,有许多是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早在一九二零年,贺老总驻防湖南桃源时,就在自己司令部里接待过两名留洋学生,听他们争论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引起他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有个学生念了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给他听,给他讲到有个主张共产主义的国际党。当时对他思想上震动很大。
现在,当贺老总看到上述那些革命的小册子时,他就拿给贺锦斋①阅读,还要贺锦斋讲给他听。这些小册子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印的,里面汇集了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同志的文章和讲话。
他俩读了这些文章和讲话,感到兴奋极了,不仅对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以及周逸群等同志有莫大的好感,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特别的好感,以致异常渴望找到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五月,贺老总积极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号召,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率部从贵州铜仁出发沿沅水而下,直捣常德,于同年秋进驻常德。
紧接着,周逸群同志受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北伐军宣传队来到贺龙同志的司令部,担任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这支宣传队的有一些共产党员,刘力劳、袁国平②两同志就在其中。周逸群同志等的任务就是帮助贺老总改造和整顿部队,增强其革命性,提高其战斗力。贺老总喜出望外,立即找周逸群同志说,我要加入共产党和改造部队。周逸群同志很热情地鼓励他、帮助他。从这时起,贺老总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信任周逸群同志。对共产党的主张,他都衷心拥护,对周逸群同志提的意见,他总是乐于采纳。
 
贺锦斋同志,湖南桑植人,贺龙同志的堂弟,由于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迫害,他当了三年学徒,以后就跟贺龙同志当卫士,因屡立战功,被不断提拔,在贺部代理过旅长,任过团长、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在广东陆丰失败后,他最先返回湘鄂西开展游击斗争。其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在石门县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袁国平同志,又名袁裕,湖南邵东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到海陆丰苏区后任工农红军第四师党代表。以后又历任红军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教导师师长兼政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一年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
 
当时,由于国共合作,在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可以公开活动,但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贺部参谋长陈图南是桑植县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曾到日本留过学,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国民党右派,他和团长柏家厚、营长陈策勋、陈黑等人拉帮结派,在贺部掌握了一定的势力。他对周逸群同志和宣传队的到来,非常恼火。他操纵小帮派,千方百计地想诱劝、胁迫贺老总赶走周逸群,排斥共产党。贺老总开头是不理睬他们,后来对陈图南等逐渐感到讨厌,有一次就爽直他说:“我贺龙是从枪杆子打出来的,是个直筒筒,我觉得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对!”他完全支持和采纳周逸群的建议,放手让宣传队做政治宣传工作。同时,还让周逸群同志负责在常德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又从部队中挑选干部,开办了一个有两千多人参加的政治讲习所,宣传马克思主义,训练官兵。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影响下,贺老总的部队,越来越向往革命。贺老总和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但是,随着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汉,广大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展开,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工人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一月六日,九江广大革命群众又收回九江英租界,这就引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无比惊慌。当时,汉口法国驻汉口领事竟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去试探,他问:贵政府是否已决定要收回法租界?我外交部负责人答称:此刻还没有这个决定。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惊慌的一个梗概。同时,粤、赣、湘、鄂四省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吓得买办、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主子——帝国主义者魂不附体,于是帝国主义者就千方百计地从革命队伍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以便分化瓦解革命队伍。他们终于找到了,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在蒋介石企图把国民政府搬到南昌,以便夺取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这一阴谋失败后,他就立刻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帝国主义;同时,又指使上海买办、流氓子黄金荣、虞洽卿等和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勾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国内各地公开其反革命面目,首先指使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大屠杀,造成“三·三一”大屠杀惨案,接着,蒋介石本人在上海演出“四·一二”政变,进行大屠杀,并且,在他的指使下,造成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还造成长沙“五·二一”反革命事变,即有名的“马日事变”。同时,汪精卫于四月初回上海,立即和蒋介石密谋反共;同时,又和陈独秀于四月五日发出《告国共两党同志书》表面上说得好:国共两党合作到底。陈独秀还自以为得计,即同汪精卫一道到武汉。
四月九日,江精卫一到武汉,武汉政府的领导权就完全落在汪精卫的手中。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立刻命令正待出发东征讨蒋的部队停止前进。当时我随四军政治部已上了东征讨蒋的船,十日奉命停止待命,十一日奉命转回原驻地。十五日就在汪精卫的指示下,开了一个誓师北伐河南的群众大会。就在这一个极短的时期中,蒋介石搞了“四·一二”政变,公开了他的极凶恶的反革命面目,并且,蒋立即于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伪南京政府。
    汪精卫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武汉北伐军开进河南以后,发生了马日事变,他采取了和平处理的态度。接着,又有夏斗寅、杨森先后叛变,进攻武汉等不幸事件,但均在叶挺同志的指挥下粉碎了他们的进攻,虽然如此,革命形势已到危急关头。
最糟糕、最不幸的事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罗易于六月五日把六月一日接到的共产国际打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①给汪精卫看,这就给汪精卫公开反共、公开叛变革命以最严重的借口。就在六月五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而这正是蒋介石年初要求办而没有办到的事。
 
              电报是国际指示,其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必须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三、必须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两湖的五万革命工农,组成几个可靠的新军;四:组织以有声望的革命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
  
    六月初,武汉北伐军打下郑州、开封后,冯玉祥到了郑州,汪精卫、唐生智、孙科、谭延闿等赶到郑州,和冯玉祥于六月十日开了郑州会议,双手把经过苦战打下的河南送给冯玉祥,并且与之密约反共。六月十九日,冯玉洋又和蒋介石开了徐州会议,蒋冯决定宁汉合作,共同反共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郑州会议一结束,武汉国民政府即将北伐军从河南调回武汉,说是要保卫武汉、巩固武汉。
    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随着南京和武汉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的斗争开始激化,二十军各级军官的政治态度也日趋明朗。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二十军领导好,使它走上武装反抗汪精卫,进一步走上打倒蒋介石的道路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和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同志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贺龙同志及其主要骨干贺锦斋等同志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关系到二十军的存亡,也对整个革命事业有较大的影响。
    在上述革命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刘力劳同志还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这就是反革命分子妄图杀害贺老总的事:
    这时,国民党右派眼看着贺老总的部队日益加强和日益走向革命,也就日益想把贺龙拖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就形成了当时人们所说的势不两立的新旧两派,也就是革命和反革命两派。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左右,贺龙的参谋长陈图南和团长柏家厚等反革命分子,竟收买一个亡命之徒,在一次集会上向贺老总打黑枪,打中了贺老总戴的帽子的边缘,差一点就打中他的头部,真是危险极了。那个歹徒当场被抓住并供认是陈图南、柏家厚等人所指使的。贺老总当时气极了,骂了一声,这些反革命!立即和周逸群同志商量决定:把陈图南、柏家厚等首要分子逮捕起来,予以枪决。陈策勋、陈黑、张松如、刘九同等几个营长见势不妙,就连夜潜逃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左右,在黄石港石灰窑时,刘力劳同志还对我说过:贺龙同志的进步,主要是由于我们共产党有革命的政纲和言行一致,给他莫大的好影响;同时,反革命妄图谋害贺龙,妄图把贺龙的队伍拖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也加快了贺龙同志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四、赤手空拳智取手枪连
 
贺老总的老部下、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第一排排长官柱同志,在我到职后几天,曾对我说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他说,有一次贺老总率领我们进驻常德(或者是别的什么县城,我记不清了。——作者)城里还驻着一个反动军阀的部队。每天早晨下操时,他们的队伍来回都要和我们打个照面,对闯而过。他们是个手枪连,但下操时只带枪,不带子弹。我们那时还没有手枪连,下操时完全是徒手。
一天,贺老总对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手枪全部缴过来?当时大家都感到为难。因为我们两手空空,而人家却带着枪。贺老总笑眯眯地说:我想到个办法,我们两家不是天天早晨都要下操,来回都要碰面对闯过吗?你们用两三个早晨数清楚他们那个连有多少人,然后我们也配备同样人数,每人身上藏两三颗于弹。在对闯过时,当我们队首走到他们队尾时,出其不意,一个暗号,一齐动手夺他们的枪,夺到枪就装上自己的子弹,不准他们动。大家想一想,这样行不行?
大家议论时都说:这个办法好得很,妙得很,就这么办!贺老总最后对大家强调说: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要绝对保密,一点风声都漏不得。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在第三天早晨,我们下操回来,和对方对闯而过,我们队首走到他们队尾时,一声令下,一个人夺一个人的枪,一霎时对方整个连的手枪都被我们缴了。这时,贺老总突然出现在我们连队前面,指挥部队冲向敌人的司令部,敌司令还在睡觉,就被我们解决了,从此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手枪连。
官排长无限钦佩地说:贺老总真是神龙下凡,否则就不可能,也没有那样胆大心细、那样好的神机妙算,赤手空拳能够智取手枪连。他还说:龙是喜欢水的。贺龙在刮风下雨天打仗特别高兴,我们也同样高兴,整个部队就象生龙活虎一样,常打胜仗。
这件事说明,由于贺老总的机智、勇敢,很有计谋,常打胜仗。所以他在部队中威信很高,大家部很崇拜他。当时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许多官兵都把他当成神龙下凡。“自师长以下莫不把贺龙视为神人”,①当时这种情况是毫不奇怪的。
            周逸群同志一九二七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
 
              五、在武昌群众大会上
 
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武昌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次大会本来是为唐生智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就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贺龙同志就任第二十军军长的新职举行的,①但唐生智没有到场。张发奎到场讲了话,他口头上讲要革命,而实际上早已从思想上、政治上投靠汪精卫了。贺老总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非常坚定地表示:“我一定坚持革命到底!”贺老总的整个一生的光荣斗争历史完全证明了:贺老总讲话是算数的,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每个人都感到征兆不妙。我们连全副武装参加了大会,准备随时对付发生反革命事变。
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有几次吃过晚饭后,我看见贺老总和周逸群同志在军部二层楼楼顶的平台上并肩来回踱着,他俩各拿着一把大芭蕉扇,有时在交谈,有时在沉思。他俩对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共同思考着,研究着……
 
            唐生智、张发奎和贺龙的新职,是武汉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同时任命的。
 
就在七月六日左右,有好多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他们的到来,第一是因为他门在本地不能立脚了;第二是党内那些坚持革命、反对右倾投降的负责干部,为了壮大贺龙同志的部队而决定的。所以,这些队伍的到来是完全秘密的。有一天午夜,我连突然接到命令去一个地方(有带路的同志),迎接过一支这样的队伍。还有一个午夜,我连又遵照命令到一个地方去取过好几百条枪。这些枪,当然是工人同志藏起来的。当时,贺龙同志高兴极了,他对好多人说过这类的话:“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但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共产党给我们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我们这里来。”
为了整顿和加强我连,贺龙同志把第二排和第三排的老排长都撤换了;并且还调来一个副连长。副连长是唐天际同志①,新的二排长是吴溉之同志②,这两位都是中共党员,他们来后,对巩固部队有很大好处,对我也有很多帮助。新的三排长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是进步的。第一排排长官柱同志,因为愿意革命,并且跟贺老总干了好多年,贺老总了解他,故没有换。
 
   唐天际同志·暴动后,任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其后到中央苏区红军中工作,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等职。
吴溉之同志参加·起义,随部队到广东。失败后转到中央苏区红军工作,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党已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为他开了追悼会,给予彻底平反昭雪。
 
六、石灰窑军官大会
   
七月上旬,张发奎指挥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名义上是要东征讨蒋,实际上是汪精卫、张发奎阴谋在东征途中把贺龙、叶挺所率部队全部消灭掉。
    七月十日我随二十军军部离开武昌,在鄂城大约住了一、两天,随即到黄石港(现湖北省黄石市)石灰窑,军部驻在当时的华记水泥厂办公楼。
    七月十七日晚上,贺老总在军部紧急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大会,这是全军参加革命的最有意义的大会之一,是全军走向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在这次大会上,贺龙同志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震惊人心的消息: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国共分家”了。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汪精卫等反革命头目,已经在狂吠:“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的反革命屠杀政策,在这危急关头,武汉、两湖的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都在准备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拼个你死我活……。
说到这里,贺老总更加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继续说: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大家回答。
贺老总接着说: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们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我们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回答。
贺老总又说:第二条路,就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
根本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贺老总接着说:这两条路大家都说不行,我看大家的意见完全对。这两条路我们都绝对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
    说到这里,贺老总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坚定地说,我贺龙不管在怎么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绝不会走这样的路……
    接着,贺老总提出了第三条路,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
    贺老总在讲话时,反复地强调,要求全体军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一定要站在工农革命人民一边,坚持革命,坚决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贺老总对军官们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更要一条心,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可以对我说,可以离开,但绝不允许拉队伍走……
    这次大会,是军政治部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卓越的革命政治活动家周逸群同志主持的。贺老总讲话后,周逸群同志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号召全军官兵都要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入、屠杀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革命到底!
    贺老总和周逸群同志的上述讲话,使到会军官在不同程度上明确了:必须拥护共产党,必须跟共产党走,并且要坚决走到底的道理,从而使到会军官也在不同程度上下了决心,决心要和敌人拼到底。
这次大会,贺老总在全军干部面前,第一次公开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明确态度,为以后全军参加“八·一”起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次大会成为全军跟着共产党走向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全军军官大会的第三天即七月十九日,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企图拖枪逃跑,被贺老总事先发觉了他命令特务营全体官兵徒手集合,他要讲话。同时,贺老总让刘力劳同志传达他给我的命令:在第二连去集合时,第一连去收缴第二连全部枪械。这个命令我遵照执行了,没有出一点乱子。当第二、三、四连连长带着徒手的队伍去听贺老总讲话时,贺老总当场宣布第二连长企图拖枪逃跑的罪行,下命令立即逮捕他。对这个连长本应严加惩办的,贺老总念他跟随自己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此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训斥、教育后,从宽处理,把他释放了。从这件事也可说明,当时部队还不够稳定,贺老总的警惕性很高。
七月十九日晚饭后,刘力劳同志到我连部来。把我叫到门外和我个别谈话又详细地告诉我关于贺龙同志追求真理,坚决拥护共产党和断然处决成为反革命的陈图南参谋长的经过等情况。他勉励我向贺老总学习。
接着他说“我现在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愿意吗?”
我回答:“当然愿意,我不是老早就向你要求过了吗?”
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就要有决心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终身,要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贡献给党,就要坚决执行党的一切决定,就要保守党的秘密,就要永不叛党!”接着,他问我:“这些你都能办得到吗?”
我答道:“这些我都能办得到,我有决心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奋斗终身!”
刘力劳同志满意地说:“好,我相信你能够这样,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天七月十九日就是你最光荣的日子。”
我听了刘力劳同志的这些话,十分高兴,紧紧地握着力劳同志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七、从九江到南昌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连随二十军军部从黄石港石灰窑到达九江。部队在九江驻了两个整天。这期间,对贺老总来说,对“八一”起义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
我们到九江后,谭平山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座谈革命形势已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究竟怎么办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同志,主张由叶挺去做贺龙的工作,贺、叶两部联合起来向武汉政府示威,表示反对“分共”,保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同时,还讨论了是否要等中央的命令才干起来的问题。讨论结果是:等中央的命令一到,立即就发动起来干。九江会议作出决定后,派邓中夏同志到中央去请示。中央命令还未到,谭平山就把座谈结果对贺龙同志都谈了。
七月二十四日,贺龙、叶挺都接到黄琪翔、朱培德的通知,邀请他俩到庐山去开会和避暑。这个通知是张发奎的鬼把戏,是张发奎要黄琪翔和朱培德出名请贺龙、叶挺的,张发奎当时还在武汉。
贺、叶分别接此通知后,叶挺同志立即约贺龙同志到九江市内的甘棠湖烟水亭①附近的湖上划船,还约了张发奎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一道前往。他们表面上是去划船,实际上是去商谈如何对付要他们去庐山的问题。再明确一点说,实际上是要联合贺龙反对已叛变革命的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问题。叶挺同志首先问贺老总上不上庐山?贺龙同志斩钉截铁他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接着,叶挺同志说,好,我也决定不去。在这关键时刻,他们三人商量后,共同作出正确果断的决策:迅速把部队开到南昌去再说。于是,贺龙同志主动地把已控制的火车,让给叶挺同志部队二十五日先行,二十六日贺部跟进,挥戈直趋南昌。
 
一说是鄱阳湖,这是误传。当时,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住在甘棠湖中的烟水亭,贺龙问志的二十军军部和叶挺同志的二十四师师部都驻在九江市内。九江到鄱阳湖滨最近的地方星子县,以现有公路里程计,相距四十一公里,如果去星子县的话,来回起码要两天,如果贺老总要市外的鄱阳湖滨去的话,负责警卫工作的我警卫连是一定要跟去的,但当时我连正在九江市内整编和补充兵员,根本没有离九江一步。其次,贺老总在九江期间忙于和谭平山等谈话以及接待国民党左派代表,哪里有时间到鄱阳湖去?!况且,甘棠湖中才有个烟水亭,而鄱阳湖中根本没有烟水亭这个地方。
 
以上情况都是刘力劳同志到南昌后告诉我的,他并说,这些情况是贺龙同志和和叶挺、叶剑英同志三人在小船上会谈后向周逸群同志讲的。其后,周逸群又告诉了他。刘力劳同志当时已担任中共二十军军委委员。
叶挺同志和贺龙同志的部队,先后到达南昌城,这两支部队都是对北伐有功的铁军,都受到了南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我在庐山治病。一天我去看望贺老总,谈起这段历史,贺老总说:从河南回师武汉后,我就向周逸群同志建议过,要在武汉起义,周把我的建议上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采纳。……我们到九江后,违抗了张发奎等的命令,不去庐山开会,又不把部队集中德安,而到了南昌,粉碎了蒋、汪反革命的阴谋。这就明摆着,情况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南昌起义。贺龙同志又说:当时只能是这样,绝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能稍有犹豫和怀疑。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我连随贺老总和二十军全部官兵乘火车从九江到达南昌。军部驻在西大街圣公会(当时是西大街四十八号,即现在的星火路八十五号,坐东向西),我们连驻在军部偏左对面的中华旅社(现在这个旅社己根本不存在了,房屋已彻底改建成机关宿舍),负责军部的警卫工作。
同时,敌人的部队第五十三团也到了南昌,似有监视我们部队之意。贺老总一知道这个消息,就表示很愤怒,决意解决朱培德等在南昌的部队。贺老总这个打算,马上就和周逸群同志说了。
 一到南昌,贺老总就忙个不停,召开会议,找人谈话,接待各方面的来宾,研究敌我情况,思考和部署军事行动……
我们到南昌的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贺老总就召集我们特务营全体军官到军部讲话。他说:我们刚到南昌,许多情况都不了解,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南昌有许多反革命,有不少是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政客。他们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利诱威胁,甚至暗杀,干着种种阴谋活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对付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同时,贺老总要求全体官兵,不许离开驻地,不要到街上乱跑。要保护群众利益,买卖要公平,态度要和蔼,各连都要把驻地附近的地形、大街小巷搞清楚,待命行动。
 
       八、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大革命陷于失败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七月十日左右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党中央组织一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参加中央常委的成员是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等共五人。中央常委决定彻底粉碎投降主义路线,彻底粉碎蒋、汪的“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阴谋,以便挽救中国革命。为此,中央常委立即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和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接着,周恩来同志接到李立三同志从九江来信,即向中央常委建议,迅速在南昌和南昌、九江一带举行武装起义,来回答蒋、汪反革命的屠杀政策。中央常委立即批准周恩来同志这个建议,决定周恩来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赶赴南昌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这是党中央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周恩来同志七月二十七日秘密到达南昌。先后到达的还有李立三、刘伯承、聂荣臻、彭湃、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廖乾吾等同志。恩来同志先住在朱德同志寓所(花园角二号),后住系马桩女子职业学校(当时该校已放暑假,现改为第八中学)。一同住在这里的还有李立三和陈赓两同志。这里是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中心,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门前挂着“炮兵营”的旗帜。
周恩来同志一到南昌,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准备南昌起义的工作上。首先在朱德同志寓所,听取了朱德同志关于南昌以及江西敌情的详细汇报。接着,召开了前委会议,作出了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决定。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来到了贺老总的军部。贺老总把周恩来同志当作最尊敬的负责同志接待。周逸群同志告诉贺老总:恩来同志是经党中央决定,前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武装暴动,来回答蒋、汪反革命屠杀政策的。贺老总更加高兴,和周恩来同志紧紧地握着手。
他们坐下后,周恩来同志问贺老总:“现在,革命已到了紧急关头,贺军长有什么打算?”贺老总马上回答说:“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紧接着,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庄严地对贺老总说:贺龙同志!党了解你,相信你。周逸群同志早已向我汇报过,你早已多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你近来的表现,证明你是跟党走的,并且有决心成为共产党员,有决心听从党的指挥。因此,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和叶挺同志的部队就在南昌起义。同时,决定由你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由叶挺同志担任起义军的前敌总指挥。
贺老总考虑了一下,对周思来同志说:这么重大的责任,党要我来担任,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我是否能承担得起,我实在没有把握。因此,我要求党重新考虑,派别人担任总指挥,我一定服从命令,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那里!
周恩来同志恳切他说:前敌委员会已经考虑好了,认为总指挥一职,目前只有你担任最恰当。你不能推辞,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前委一定会帮助你,你可随时找我商量。就这样决定了吧!
贺老总感到不能再推辞,决定接受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坚定地表示:我向党保证,我和二十军全体官兵,从今以后就是党的战斗队伍,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贺老总还说:“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接着,前委派刘伯承同志来帮助贺老总搞起义的作战计划和部署。此后,刘伯承同志就搬到军部来住。原来住在军部的,还有恽代英、吴玉章、谭平山等同志。
贺龙同志根据前委决定,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军部,绝密地召开了二十军师、团长会议;特务营营长刘力劳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因军长直接指挥特务营,特务营相当团一级。在这个会议上,首先由贺老总作报告,讲了形势,讲了准备南昌起义的光荣任务和战斗动员。接着,由周逸群同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任命贺老总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决定。然后,反复征求了师、团长的意见,经过热烈讨论,都极有信心地表示坚决拥护。
当天下午,又在军部召开了全军连长以上军官大会,贺老总首先讲话,中心是号召全军官兵动员起来,打倒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把革命进行到底!贺老总特别强调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革命。
他的态度异常严肃认真,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拥护共产党才是真革命。
贺老总把教导团团长侯镜如介绍给到会军官并要他讲了话。接着,又要特务营营长刘力劳讲了话。他俩讲话的主要内容,都是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汪之流;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
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准备南昌起义的动员大会。
 
九、不计成败坚决干
七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得悉贺、叶两部违抗他们的命令,不是把部队集中德安,而是把部队开到了南昌,为此他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发来了特急电: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不得违抗。
敌我双方在这样紧张局势下,七月二十九日前夕,张国焘曾跟张发奎作过长谈,随即于二十九日上午,从九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先后给南昌前委发来了两封密电,提出:“暴动要慎重”,还说:“无论如何要等我到南昌后再行决定!”周恩来同志和前委研究了当时的紧急情况,决定起义计划必须坚决继续执行。同时,各方面都继续紧地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
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急急忙忙赶到南昌。前委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聂荣臻(聂原来就是中央军委成员)、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张国焘等。张国焘首先提出:南昌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举行,否则不可举行。还说,共产国际的电报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接着又说:起义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能成功,否则不能起义。并且说,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张国焘的意见,遭到了全体前委的反对,于是他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傲慢地说:我是中央派来的,起义没有把握,就不能搞。
张国焘的话,引起了前委同志们的异常愤慨。当时周恩来同志非常生气地拍了一下桌子①,责问张国焘:中央派我来担任前委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怎么又派你来制止起义?什么道理?请你讲清楚。前委绝大部分同志都主张起义,要不然,就只有束手待毙,难道你要大家都跟着你去投降张发奎吗?张国焘这时无言可答,只好无可奈何他说,“既然大家都同意起义,我就同意大家的意见。”但是张国焘制止南昌起义的思想并没有克服,一有机会就要重新暴露。
周恩来同志最后总结说,大家既然一致同意南昌起义,就按原计划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五九年春,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时,陈同生同志和我去看望他。当我们问到“八·一”起义前的情况时,他说: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张国焘来制止起义,在会上讨论时,大家都很生气,我甚至拍了一下桌子。他还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七月三十一日晨,贺、叶又接到了张发奎电称:张发奎本人将于八月一日到南昌。这就是给贺、叶和中共前委以极大的压力,这样前委立即于当天上午在二十军军部召开会议。贺老总列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关键时刻的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发奎明天要到南昌来,非常明显就是妄图破坏我们南昌起义的战略决策,因此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既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对于这一伟大起义,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绝不可幻想和依靠张发奎之流的新军阀。于是一致通过了“八·一”起义的最后决定。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还妄图拖延时间,提出还需修改宣言的问题,来和大家纠缠。当时周思来同志断然回答:“由我负责修改”。这样,七月三十一日上午的会议,最后肯定了于八月一日举行起义。
 对张国焘主张南昌暴动要取得张发奎同意的态度,贺老总始终是反对的。贺老总的一条根本论点,就是曾向周逸群等同志说过的:我们若要拉张(发奎),则不必干(暴动),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因为我们此举(指南昌暴动)是张所不愿干的。贺老总还在江西大旅社即现在的八一起义纪念馆)餐厅外的走廊上,和徐特立同志漫淡过有关起义的问题,徐老的《六十自传》中写道:贺龙同志在南昌暴动时说,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徐老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题词:“三十二年前南昌暴动时我在这里,贺龙同志对我说,‘张发奎怕失败,我贺龙不怕失败,失败了再来’。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记得清楚。革命总不会那样一帆风顺,失败了,要继续斗争,遇到了困难就想办法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贺老总当时对发动南昌起义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光明磊落的,他的意见是十分明确、肯定的,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贺老总坚决反对张国焘投降主义。
 
见周逸群同志一九二七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 
 
十、南昌暴动之夜
 
·前夕,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在紧张地进行着。七月三十一日晚八时,刘力劳同志亲自到我连部来,向我连干部传达了贺总指挥的紧急命令。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一、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旧军阀,粉碎蒋介石、江精卫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阴谋,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南昌起义。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已派周恩来同志到南昌。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和领导我们武装起义。我们要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
三、我军和叶挺同志的十一军,已经统一组成起义军。中共前委决定贺龙同志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们任前敌总指挥。
四、贺总指挥决定,八月一日零时起义①,彻底消灭驻在南昌的一切反革命部队。
五、起义军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军的标记是:每个战士颈部围上白毛巾(即每个人的洗脸巾)、马灯、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
六、我第一连的任务是全力以赴,保卫军部安全,随时准备听从指挥,歼灭敌人。
最后,刘力劳同志让我们晚上十点钟向全体战士作战斗动员。
我们遵照命令,准时向全体战士作了传达。战士们一听说要举行起义,消灭反革命,特别是知道贺军长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都高兴极了,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战斗。各排的战士们,立即检查枪枝弹药,准备起义标记。
七月三十一日深夜约十一点三刻,贺老总和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走到二十军军部即起义军总指挥部门口,注视“八·一”零时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他们站在那里,掌握部队的动向,指挥部队的行动。特务营营长刘力劳同志站在他们身边,我和副连长、排长等都站在左首对面的连部门口,警卫着首长们的安全②。这时,整个起义军的各部都遵照命令,根据各自的任务,向各个敌人驻地秘密移动,将敌人秘密包围,或秘密接近敌人,占据要点,以便一听到信号,就立即发起冲锋,歼灭敌人。
 
 当我看到经周恩来同志亲笔修改过的《·起义宣传提纲》一文后,对将近半夜二点钟的时候一点,我曾到南昌·起义纪念馆去调查过,当时纪念馆的同志说:周恩来同志看见纪念馆所起草的宣传提纲后,曾问过:你们有根据,起义是两点钟吗?我们答:我们看见有同志的回忆说是两点钟。接着,恩来同志说,时间不是大问题。
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有人说:当时贺老总站在贺的住房外面的石阶上指挥部队,这是误传。
 
零时一到,震撼中外的枪声划破了南昌的夜空,向敌人的总攻击开始了,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时,我们驻地的街上(当时的西大街,现在的星火路)出现了一支队伍,急速地由北往南开来,明亮的红十字手电灯光出现在队伍前面,紧接着,这支队伍以高昂的姿态经过我连门前向南而去时,我连一个战士高兴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去执行歼敌任务的!
参加南昌起义的我军号称三万人,根据刘伯承同志当年向中央的报告,参加起义的十一军所属第二十四师叶挺部五千五百人,第二十五师周土第部三千人,第十师蔡廷锴部四千五百人,第二十军贺龙部七千五百人。两军总共二万零五百人。敌军只有六千人。我军斗志昂扬,敌军士气低落。
从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看,我军部占绝对优势。领导南昌起义的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参加领导的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还有谭平山、李立三、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彭湃、林伯渠、周逸群等同志。
战斗打响以后,我军采取以优势兵力,分别歼灭敌人的战术,向放军发起猛攻,城里各处的守敌,在我军猛烈攻击下纷纷缴械投降。而驻在章江路六十五号(坐北向南,现在江西省歌舞团住地,房屋已完全改建过)的敌军第三军军部守敌紧闭大门。负责攻歼敌第三军军部的我军第三团,过了约一刻钟还没有开到,这时刘力劳同志就来对我传达贺总指挥的命令:你连立刻派出一个排去封锁敌三军军部,防止敌人冲出来、奔跑和扰乱。于是我立刻命令第一排去执行这个任务,又过了约一刻钟,我军第三团到了,我第一排才撤回连部,只有第一班班长一个手指负轻伤。敌人在大门内用机枪向外扫射,我军正面强攻,自易伤亡,当我第三团己伤亡三十多人时,贺总指挥看见这个情景,就亲自指挥第三团改变进攻方向:在敌军军部大门前采取佯攻,集中力量从敌人东侧屋顶上向敌军俯射。于是,我军战士奋勇登上东侧屋顶,猛烈的机枪声压倒了顽抗的敌人,使敌人无法抵抗,全部缴械投降①。
 
歼灭敌三军军部之敌的经过情况,就是这样。其他的有关说法,如·起义纪念馆所起草的《八一起义宣传提纲》有敌人利用优势的地形,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在贺龙同志亲自指挥下起义军就奋不顾身从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这是传闻之误,当时鼓搂上根本没有敌人。从北到南去执行歼敌任务的我军某部和我连第一排去到敌第三军军部大门前执行封锁任务时,都没有遇到所谓鼓搂上的任何敌人的炮火的封锁。
 
对敌第三军军部的战斗刚一结束,贺总指挥便带着刘力劳同志和我以及参谋等走进第三军军部察看。这时天还未亮,贺老总用长手电筒照明(从这时起,一直到广东省普宁县的流沙失败止,这段时间内,每到夜晚,我总是看见贺老总用这只装五节电池的手电筒),看见大门里放着十几挺机枪,还有二、三十个被击毙的和受伤的敌人倒在那里。第三军军部办公室的里里外外,到处丢满了武器、弹药、文件等等。我们随贺总指挥走出来时,天已大亮。他命令随行的参谋,通知第三团来打扫战场。
我军全歼了第三军军部的敌人,就胜利结束了整个起义的战斗。整个起义时间,大约经过四个小时。
七月三十一日晚,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在系马桩“炮兵营”驻地掌握全局。朱德同志根据前委决定,用设宴招待和打麻将的手法,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肖胡子”和其他几个军官,软禁在大士院街九十三号(现在街号)一个旧官僚的公馆里,为起义军胜利消灭敌军创造了好条件。前敌总指挥叶挺同志,在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一带指挥战斗。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同志和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同志,在九江以南的马回岭一带领导了七十三、七十五两团和七十四团的重机枪连举行起义。
 天一亮,家家户户开门庆祝胜利。工农劳苦群众和广大男女青年学生都涌向街头观看起义胜利的热烈情景,商店、小商小贩照常营业,秩序很好,人们笑脸相迎,互相道贺。
 我连一早就接到营部通知,起义军官兵的标记,要用红布条作领带。于是,立刻派人买来红布,每人领到一条,系在颈上。有的同志说,要学西装领结那样才好。这样,大家都请南觉昆副连长打领结,因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大家系上红领带后,都觉得很光荣。
 
我连先后有两个副连长一个是唐天际同志,一个是南觉昆同志,南是在唐天际同志调走后来的。我和南觉昆同志在广东失散后,至今还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
 
 此后,我军在俘虏中抓到了曾在起义前夕告密的那个叛徒,原来是我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一个副营长,此人姓赵,云南人。贺总指挥亲自审问了这个叛徒,极愤怒地斥责他:你也是穷人出身,同压迫我们的敌人打过多年仗,为什么在革命紧急关头逃跑,出卖革命,叛变革命,去当敌人的狗?你背叛了革命,对人民犯下了大罪,无法宽恕,我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判决你死刑,但是,你的家属我们负责照顾。义正词严的斥责和仁至义尽的处理,使这个家伙痛哭流涕。……当场,贺总指挥下令,立即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八一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篇章!它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了,标志着一支人民军队在我党的领导下,用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伟大转折点,同时还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土地革命的开端。
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贺老总作为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的一位领袖而威震中外。当时中外各通讯社、各大报都登有:·三一晚共产党领导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暴动,暴动的总指挥是贺龙等消息。
 
十一、起义胜利之后
 
八一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九时,于旧省政府召开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委、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江苏、顺直、浙江、上海、四川、福建、广东、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山西、甘肃、新疆、东北和海外等地的党部代表共四十余人,也参加了会议。叶挺同志在会上报告了起义胜利的经过,赢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会议一致拥护以革命武装回击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和血腥屠杀,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政权的方针、政策。又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成立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名称暂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接着,选出周恩来、宋庆龄、谭平山、贺龙、叶挺、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吴玉章、林祖涵、彭湃、徐特立、郭沫若(八月四日到南昌)、苏兆征、邓演达、伺香凝、彭泽民、张曙时、江浩、张发奎、陈友仁、于右任、黄琪翔、朱晖日、经亨颐等二十五人为委员。
同时,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等七人组成革委会的主席团(宋、邓、张三人未到南昌。起义军到长汀后即将张发奎除名),推举谭平山为主席团主席,实行集体领导。
革命委员会下设若干职能机构,进行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如:秘书厅、参谋团、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等。主席团所属各职能机构,立即开始工作。
参谋团成员有刘伯承(兼任团参谋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后改邓演达)。①参谋团开会时,主要讨论形势和行动方针以及行军路线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八一”起义在中共前委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为了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为了夺取更有利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于是决定行动方针:首先南下夺取广东东江,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创造革命根据地,以便进一步夺取广东全省,准备再行北伐,行军路线,决定走东路,即经抚州、广昌、瑞金、寻邬,直取梅县。
 
            见刘伯承同志于南昌暴动后不久所写《南昌暴动始未记》。
 
关于行动方向和行军路线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是可以到广东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个是可以到湖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贺老总赞成到湖南去,他的部队中两湖人多,他本人也是湖南人,是有利的。叶挺同志赞成回广东去,他的部队广东人多。广东又是革命的策源地,大家都熟悉;而且广东东江农民运动有基础,到东江,就可得到农民支援,又可推动农民土地革命的大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占领汕头这个海口,就能取得苏联的外援。所以,多数认为,在东江建立根据地,是比较容易,也比较好。当时还有人说,如果占领广东,一个月就可以有一千万元的税收,海关就是一个极大的税收处。那时的宣传就是到广东去好得很,当时,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还没有提出,更不懂自力更生的极端重要性。当时,如向湖南走,在湘赣边界上总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有一个最大的顾虑,就是担心缺乏政治教育的湖南籍官兵容易逃跑。
行军路线是走东路还是走西路呢?走东路就是走我们走过的那条路,从抚州、瑞金、会昌,直杀梅县。走西路就是走吉安、赣州、韶关这条路线。争论的结果还是走东路。东路敌人不多,我们可以直接占领梅县,然后再取潮汕,有好处。如走韶关,根据叶挺同志的说法,需先把朱培德的队伍打垮,再把钱大钧的部队打垮,还得把黄绍竑的部队打垮,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有十多个团,而我们的力量不比他们强大。况且到了韶关,敌人就可以集中五个师的力量对付我们。我们是长途跋涉,他们是以逸待劳,再加上,还有张发奎要尾追我们。这样要想走西路入粤,取胜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决定走东路。
    八月一日《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宋庆龄、毛泽东、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恽代英、邓颖超等二十二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当天下午革委会公布了自己的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
    八月二日早晨,刘力劳同志到连部找我和副连长,当面通知我们说:前委决定,起义军的作战方针是要打到广东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要我们负责对全连官兵作好打到广东去的战斗动员工作,作好长途行军的充分准备。
接着,我们连的支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支书是南觉昆同志。当时,党还是秘密的,开会的地点是在连部附近抚河里的船上。我们连的支部,只有我和南觉昆、二排长吴溉之等三个党员,主要讨论了:一是对打到广东去,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行动方针,都表示完全拥护。二是我连当时要作些什么准备工作?
经过讨论一致认为,要把战士带到广东去,最主要的准备工作,是要立刻用全力教育全连官兵从思想上、政治上建立拥护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实基础。其次,就是连的领导在各方面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和战士心连心,要做到同甘共苦。再次,就是要购买一些必需的救急药品。这是因为我连还没有最简单的卫生队这个机构。
    我们这次支部会议,也是我入党后在这个连里开的唯一的一次支部会议。最大的缺点,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没有提出和讨论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当时,我们还不懂得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使党支部成为连队的战斗堡垒作用的道理。特别是我。那时还只是才参加党十来天的新党员,还很缺乏党的基本知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局限在秘密党的范围内,还不敢在连内发展党员,还怕出现告密者。
    这次支部会议之后,我们立刻召开了连、排长会议,宣布了上述总指挥部的决定。紧接着我们就召开全连军官、战士大会,宣布了总指挥部的决定,让大家尽量发表意见,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大家踊跃发言,七嘴八舌,讲了许多意见,最后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拥护总指挥部的决定:打到广东去,把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二日下午二时,在南昌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即现在的八一公园和江西影剧院所在地地址),召开了群众大会,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约有五万人,隆重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李立三同志担任司仪,贺龙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团总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反革命勾结起来了,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民族利益,屠杀工农群众,屠杀一切革命分子等滔天罪行;接着,他讲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最后,贺老总强调感谢江西和南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来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同时,恳切希望大家用革命的行动,用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旧军阀的行动,用夺取武装来开展武装斗争的行动,用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行动来庆祝八一起义的伟大胜利,来拥护和支援人民的起义军。贺老总讲话完毕后,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革命口号声。
    回想七月六日在武昌举行的群众大会,再与这次群众大会相比,前者令人愤怒、紧张和警惕,而后者则令人高兴、欢庆和鼓舞。
    当时,江西省、南昌市的各界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起义军。各人民群众团体,听说我们要走,在江西省委领导下,就积极地做准备工作。所谓准备工作,一个是发动群众来支援起义军,再有一个就是起义军走了以后,他们怎么办?后来群众中有一些人还跟着八一起义的队伍一块走。
    为什么要急着走呢?我记得刘力劳营长传达时讲过这个问题。当时,武汉、南京、广州的敌人,由于南昌暴动感到惊慌,于是他们就疯狂地准备联合进攻我们。朱培德的队伍,最多三天就能攻到南昌,在进贤、丰城的敌军,也可以马上进攻我们,所以那时我们不得不积极准备走。
敌人(包括帝国主义)非常惊慌,他们怕我们逐渐壮大起来,希望很快扑灭我们起义军。南昌这个地方是无险可守的,敌人却可以从四面八方来进攻我们,那时,也没有想到,在南昌发动群众,在江西境内创建根据地:或是在湘赣边、浙赣边创建根据地。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比较幼稚,没有经验。毛主席也讲过这样的话。
 
        十二、枪决蒋介石的特使
 
起义军于八月三日到五日先后撤离南昌,贺老总于五日下午最后出发,我连跟随贺老总前进。
在南下到临川的途中,刘力劳同志和我走到一起时对我说过:反动派对起义军怕得要命,采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阴谋诡计。威胁就是派兵来打,甚至是暗杀某些负责人;利诱就是给钱、封官来收买。反动派是什么卑鄙手段都会干出来的。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脱离或叛变革命。第十师就是在到进贤后叛变逃跑了。蒋介石坏透了,总想搞垮起义军,他还派来“特使”送委任状给贺老总,妄想进行收买,可贺老总是不理这一套的。早在武汉时,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刚成立后,即派国民党右派游说之徒李某,来劝贺老总跟他们走,被贺老总断然拒绝了。并且,立即给以致命打击,把李某押送当时还挂着国民党左派牌子的第八军军部处理。这次贺老总对蒋介石派来的这个“特使”更是愤怒得很,立即命令把他枪决了。贺老总很清楚,蒋介石是妄图骗他上钩,如果上了他的钩,必然会被蒋介石彻底消灭。
我问:贺老总把这件事报告过恩来同志没有?
刘答:周恩来同志是前委书记,当然是先向他报告,后处决的。贺老总对党很忠实,作事向来是光明磊落的。
紧接着,刘力劳同志还对我说:今后要提高警惕,关心战士,加强教育,要把连队团结得更好才行,力劳同志还特别教育我:你还是一个新党员。对你的教育还少得很,要注意学习,他特别指出。要学习贺老总这种对党忠实、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
大约是从南昌出发的第三夭,在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我不认识的一个同志向贺老总汇报了些什么之后,贺老总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老子跟着共产党打天下,骂老子‘投机’,老子就要‘投’到底。这件事是我们连里许多同志,还有革委会的一些同志都看到、听到的。
由于当时贺老总还没有入党,国民党方面便大肆造谣诬蔑,进行离间,说贺龙参加南昌暴动是“谋叛长官、希图权位”,是投机,是有野心,敌人的攻击和阴谋诡计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当时在起义军阵营内,在党内,也有一种误解,例如,当时的负责人谭平山和张国焘等人就认为,贺龙反对拉拢张发奎,是因为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
甚至连周逸群同志,在他一九二七年十月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曾一度说过贺“本心欲取张之地位而代之”的话,可见当时逸群同志还没有完全了解贺老总的胸怀。
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党内有一种“左倾”的偏见,把贺老总看作出身“草莽英雄”的旧军官,抱着怀疑的眼光和利用的思想,笼统地以为,“草莽英雄”走到革命队伍里来,是投机,不可信任,只能利用。好象南昌暴动,是为了利用一下贺老总和他的部队。加上当时环境和人员都比较复杂,所以流言蜚语和讽刺挖苦的话,总是免不了的,不足为奇的。
可是,贺老总为人耿直,光明磊落,他放弃旧军队当官的生活,一再坚决拒绝敌人用高官厚禄进行的引诱、收买,同时从来不怕敌人的任何威胁和进攻,他决心革命到底,把一切交给党。所以,他能够以坚强的态度,粗犷的性格,愤怒的语言回答那些流言蜚语。他高贵的品德,深深地教育着我们许许多多的革命同志。
 
十三、关心连队的巩固
 
贺老总一贯关心战士的成长,关心连队的巩固。还在武昌和在石灰窑时,他常常在半夜,大家已睡入梦乡的时候,亲自到我连来察看,还要同在岗的哨兵漫谈,问这问那。例如,问弟兄们有什么想法、看法,有什么要求,连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和问题,等等。当然,值班岗哨第二天总要向我汇报说,贺老总昨晚来过连上,问过什么问题,他们都如实地一一报告了贺老总。
贺老总来连上察看后,却没有找我谈过一次话,而我则更加小心谨慎。我知道,我连战士绝大部分都是跟随贺老总战斗过多少年的,许多战士的姓名、性格和脾气,贺老总部能叫得出来,讲得清楚。有一次,离开南昌两、三天,在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贺老总对着一个比较矮小的战士喊道:“小家伙!你现在还调皮不?还想不想家?愿不愿打到广东去?”
这一下,那个“小家伙”的脸刷的一下就绯红了,不好意思地,但很有力地回答了一句:“报告总指挥,打到广东去,我们都愿意。”
接着,贺老总对着我们——我们营长和我,以及全连的人,还有一些革委会的同志说:你们不要看他个子小,打起仗来,硬是勇敢得很!
在从抚州出发的路上,刘力劳同志对我说过:贺老总问过他,第一连减员多少?意思是问我连战士逃跑了多少?他当即报告说,从南昌出发以来第一连还没有逃跑的。早在武昌时,曾逃跑过好几个。我马上转告罗连长,要他关心战士,随时加强教育,增强革命胜利信心,坚决打到广东去。刘力劳同志继续说:我说完后,贺老总对你连似乎还满意。因为贺老总还看到你连有几付担架,都是战士抬战士。对这件事,贺老总也问过他。
当贺老总知道不仅战士抬战士,而且排长也轮流抬,罗连长也要抬,但排长和战士门都认为罗连长身体不好,没有同意。贺老总就说,能够这样互相关心爱护就好。他并说,所有连队都应当这样。
在快到广昌的路上,有一天早晨出发的时候,贺老总发现我连战士似乎少了很多,立刻极严厉地问我:“你的战士为什么少了很多?”
我满不在乎地报告说:第二排早饭做晚了一点,现在正在吃饭,马上就会赶来。
贺老总看见我不在乎的样子,就更加严厉地命令我:你立刻跑步转去,立刻把队伍带来!
这一下,我才警惕起来,我一面往回跑,一面感到我没有带兵的经验,当我想到二排长吴溉之同志是个老实人,有的战士给他取的外号叫“老太婆”,第五班长又是个“兵油子”,久跑江湖,很滑头。这时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想万一二排被拖跑了,我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贺老总!?又怎么对得起刘力劳同志!?
当我一跑到二排驻地,看见大家都在吃饭,放下了心,但我立刻向二排传达:贺总指挥紧急命令,命令二排立刻跑步出发,贺总指挥正在前面路上等第二排报到,大家立刻出发!饭,到前面再吃!二排长和全体同志立刻跑步出发。我跑在最后面。贺老总一看见我们跑步赶上,才露出笑容,但警告我说:以后千万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一点!——贺老总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对我教育很大。这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
 
                十四、严肃军纪爱人民
 
在炎热季节,长途行军很困难。沿途突然中暑死亡者日多,象这样的情况,我们连上也有,我连在行军途中,一个大个子战士,一下子就在路上倒下去了,死了!到一个地方吃午饭休息时,我发现怎么还有好几个人没有到啊,原来是这几个战士在掩埋那个去世的战友。我们连背的是驳壳枪,每个战士还要背一百发子弹,这对士兵来说,负担是够重的。此外,还要背上自己用的东西,是相当苦的,所以是很容易中暑的。步枪连的战士就背得更重了,更苦了。再加上给养困难,反动派的宣传,减员问题就更严重。
还有“宁汉合流”后,蒋介石、汪精卫、朱培德等反革命头目,对起义军大肆造谣诬蔑,胡说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放火”呀,甚至强迫老百姓逃走。因此,从南昌出发到临川的路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裹胁一般劳动农工逃的逃、躲的躲。
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约二十多里的甘竹(墟名),沿途都差不多看不见什么人。象宜黄城内约有二万人口,我军到达时,留下来的只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老人,这样,我军的给养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广大群众的支持。只有到甘竹及其以南各地时,情况才有变化。到甘竹前约十来里时,我看见侦察员来向贺老总报告:甘竹已准备欢迎我们的队伍。贺老总立即告诉前委几位负责同志,大家都很高兴,并劝贺老总接受欢迎。我连雄赳赳地走在前面,贺老总和他后面的十五、六个马弁(即警卫员)都骑在马上。老远就可以看见欢迎的人群,手摇着红绿纸旗。贺老总一到,他们就大放鞭炮,鞠躬迎接。贺老总微笑答礼,挥手致意。
在炎热天气行军,加上给养困难、医药缺乏,疾病日益增多,甚至沿途病死者不少,特别是政治工作很差,因此部队不断减员,抛弃的枪支弹药,沿途都可看见。
对于上述情况,恩来同志、贺龙同志、前委各位负责同志,都异常着急。于是,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最主要的就是加强对各级军官和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临川、广昌时,先后还召开过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进行思想教育,给部队以休整。
在临川、广昌的军官会议上,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郭沫若等同志都讲过话,亲自做政治思想工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时,贺老总对我说,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疲劳。有一次郭沫若同志给干部战士讲话,听讲话的战士就睡着了)。因为白天行军太热,这次休整以后,改为夜行军。在南昌时,我连就作了一点准备,每个班买了个马灯。一个班十个人,十个人有一个马灯,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路影子了。可是,部队夜行军走不快,一天只行约五、六十里。大部队行军,又是在盛暑炎夏的季节,每天走五、六十里路也不简单。当时,在筹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离临川南下的路上,还给每个官兵发了两个银元,作为零用费,也是改进措施之一。
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在沿途都尽可能地作了宣传工作。我军所到之处都贴有宣传大纲和标语。主要标语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恶霸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等等。
各连也在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士们的革命情绪。拿我们这个连来说,我们还动员战士学唱革命歌曲,战士们也积极地、主动地愿意学,学会了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沿途到处是歌声。革命歌曲不但在行军中起了作用,在壬田、会昌、汤坑战斗中也起了鼓舞作用。
我们所经过的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县,都由革命委员会委任林祖涵同志担任各县的县长。每到一个县,县长都贴出安民布告。
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贺龙总指挥部曾三令五申,严禁呜枪抓夫,但还有不少违抗者。有一次从南昌到抚州的途中发现前后都有随便呜枪的情况,贺老总命令我连派人去抓,抓住了一个确实鸣枪抓夫违犯军纪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老总命令参谋写了一张布告,宣布其罪状,予以枪决;然后就要我连将此战士押到交通要道桥头旁边执行。执行后用几个小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的尸体上。从此,才禁止住了鸣枪抓夫等违犯军纪的事情。
但是,逃亡是禁止不往的。我连在到广昌宿营的夜晚就逃跑了两个战士,虽然他俩把枪、弹都留了下来。据大家分析,他们是两湖人,不愿离家乡太远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连的政治思想工作还作得很不够,我负主要责任。
为了巩固起义军部队,前委经过研究,还先后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到广东后,又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一次《告示》。
在《告示》上取消“兼代”二字,原因是:到长汀后,在前委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发奎早已投向反革命了,不能对他再存任何幻想。因此,提议取消张发奎的挂名总指挥职务,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同志承担。前委一致通过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所以在广东发布的《告示》中就取消了“兼代”二字。
后来,到达三河坝南面一百里名叫留隍的小镇时,发生一起抢劫粮店的事件。贺老总命令我连立刻去抓违犯军纪、破坏政策者。我连立刻行动,当场抓到两个抢米的战士:一个是二十军的,一个是十一军的。当时为了严肃军纪,只得从严处理。贺老总命令在场头场尾各枪决一个。对十一军的人他有些迟疑,前委的一个同志说,都枪决!贺老总即要参谋写了两张告示,场头场尾各贴一张,命令我连立刻执行。我当然照办了。
为了严肃军纪,为了统帅部队打好仗,贺老总从武昌出发,就注意到要起模范作用。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贺老总原有中、西两套餐具,从武昌出发时,就把西餐餐具全部抛弃了;中餐餐具在离汕头时,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
我们南下途中,整个说来,供应是十分困难的,但有些地方,如临川、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大埔等县城,猪肉和鸡一般都能买到,或者说有的地方少量的是能够买到的,在小市镇如峰市、虎市、高破、留隍等处也能买到少量的;在潮州、汕头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些情况下,贺老总的指挥部是有专门办伙食的同志的,有时当然会吃得好一些,而且势必要约一些负责同志来一块吃。体现了甘苦与共的精神,可是,有时贺老总也吃不上饭。有一次,我连买到一些猪肉、豌豆和大米,煮了一锅猪肉豌豆大米饭吃,没料到这事被贺老总的哪一个警卫员知道了,就报告给贺老总,于是贺老总说:马上去给我要一碗来吃。贺老总那一天天已晚了,还没有搞到饭吃,所以来问我们要饭吃。我连全体同志都很奇怪,但又很高兴。我现在回忆到这件事,还觉得很有意思,自然而然地、会心地笑了。
 
             十五、壬田和会昌两战两捷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以朱德同志为前锋,贺龙同志亲率第一、二两师及第三师教导团的一、二总队向瑞金的壬田市(墟名)攻击前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率教导团第三总队和第六团,以及我们特务营都作预备队。
贺老总在前线亲自指挥部队同敌方钱大钧指挥的两个团作战,敌人是早有布防,以逸待劳,有意堵截,他们自恃训练装备都好,顽强进行抵抗。我军精神抖擞,不怕牺牲,勇猛进攻,贺老总在前线收割了的稻田中,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炮弹不时在近处爆炸,震耳欲聋,他也毫不在乎。从二十五日下午打起,打了一个晚上,当时作右纵队行军的十一军尚未赶到,二十军在危急情况下坚持到半夜后,终于把敌人击退。我军猛追到瑞金城,敌人不敢抵抗,弃城奔逃到会昌去。次晨,我路过壬田时,亲眼看到钱大钧丢下的绿色大轿。我军缴获枪弹辎重不少。壬田之战是我军南征途中第一个大捷,因敌顽抗,我军俗血奋战,第二十军第三团团长当场壮烈牺牲,第四团团长贺文选重伤,到上杭后光荣牺牲;另伤亡连排长十余人,士兵百余人。第九军朱德同志的参谋处长冉国平同志①,随朱老总到前线,也壮烈牺牲。
 
冉国平同志,四川酉阳县人,四川讲武堂毕业。一九二六年初,随朱德同志从万县到南昌,在朱德同志领导下工作,随即入党,参加八一起义后,任第九军参谋处长,当时第九军还没有参谋长,因此,参谋长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冉国平同志兼代。
 
八月二十六日我连随刘力劳营长进驻瑞金城。
    前委决定,前敌总指挥叶挺同志率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为攻打会昌的主攻部队;朱德同志和周逸群同志率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第三总队,以及第二师的第五团为佯攻部队;贺总指挥率其余部队为策应。
会昌之战,原预定八月三十日拂晓进行总攻击,因为担任主攻的十一军部队走错了路,弯到洛口后才转向会昌,所以,担任佯攻的二十军各部在朱德同志亲自指挥下,第六团团长傅维钰同志早上六点率领全团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敌即集中兵力反扑过来,六团的官兵感到压力很大,于是朱老总就说:“我们把敌人背到身上,叶挺同志那边就好办了。”敌人越冲越近,傅团长劝朱老总转移,朱老总不慌不忙地说:“来了就打嘛!”说着,从刚牺牲的战士身边,拣起一支枪向敌射击。这一下,就把部队稳住了。七时半,十一军主力赶到,立刻发动攻势,战斗进行了八、九个小时,我军胜利地攻占了会昌城。钱大钧及其残部,向筠门岭以南仓惶逃跑,我军跟踪追击到筠门岭。据打扫战场的统计,毙伤了很多敌人,俘敌官兵九百余人,缴枪一千多支。我方伤亡也不少,十一军伤亡最多,仅伤员就有四百余人。二十军第三师军需主任蒋作舟同志,师的经理处处长郭德昭同志,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二十军第三师参谋处长袁仲贤同志负伤,陈赓同志也在此战役中负重伤。由此可见,我方官兵打得很英勇顽强。
我们二十军原有老兵五个团和一个特务营,第六团是新兵。教导团也是新招的学生兵,但党员干部多,党组织力量强,政治教育好,虽然经过长途行军患病减员很多(六团剩有七百多人,教导团剩有八百多人),但在壬田市和会昌战斗中表现很英勇,差不多都有一种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因为许多官兵深深感到贺老总坚决拥护共产党,革命决心很大,所以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革命斗志也很快坚强起来。这就是当时全军官兵的思想主流。
 
           十六、贺龙在瑞金入党和宣誓
 
贺龙同志曾多次向周逸群同志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周逸群同志曾把这一要求报告给周恩来同志。会昌战役获胜后,在瑞金,恩来同志就把这一要求提到前委会议上讨论。讨论结果:一是一致批准吸收贺龙参加党;二是起义军部队到广东后,要先把第九军、第十一军补充满员后,再补充二十军,这两点决定由介绍人周逸群、谭平山两同志向贺龙同志讲清楚。周逸群和谭平山两同志,立即找贺龙同志谈话。
两位介绍人对贺龙同志说:你要求入党,前委同志都表示欢迎并一致通过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你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前委并要我们帮助你,教育你: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就等于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就要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奋斗终生,不管在任何艰险的情况下都要永不叛党,都要英勇奋斗,都要执行党的决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前委要我们通知你,为了党的利益,前委决定:到广东后要先补充九军、十一军的部队,后补充二十军的部队。
贺龙同志当即异常愉快地表示:首先,前委批准吸收我参加党,使我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党员,我由衷地感谢前委对我的信任,感谢前委给我以政治生命。我早就说过,现在我更加坚定地向党保证,向前委保证:我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是党的人,我指挥的队伍就是党的队伍。现在如此,今后也永远如此。其次,关于先补充第九军、第十一军,后补充第二十军这个决定,我完全服从。因为我知道,不管哪个军的队伍都是党的队伍。现在党既己批准我入党,我感到无比幸福,无比光荣。我贺龙纵然粉身碎骨:也决不叛党。
周逸群、谭平山和贺龙谈话后,随即在瑞金小学内,举行了贺龙同志入党仪式,周恩来同志代表前委讲了话,鼓励贺龙同志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贺龙同志宣誓:愿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奋斗终生,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永不叛党。
以上情况是部队到汕头后,有一次,营长刘力劳同志代表上级党对我个别谈话,以贺龙同志入党的故事为榜样,对我进行教育时告诉我的。刘力劳同志对我说:党的态度光明磊落,贺老总的态度也很严肃和诚恳。所以前委对贺龙同志在政治上给以完全信任。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纪念“八一”起义十五周年的大会上,贺老总作报告时说过下面的一段活:
当我弄清楚,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时,我就要求参加党。党为了考验我,培养我,整整有三个年头,一直到“八一”起义后,党才批准我参加。由此可见,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而且参加党之后更要经得起党的长期考验;决不是一参加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就不再要党的考验了。张国焘的下场,很值得我们大家共同警惕。
当时,我听了贺老总的报告,印象很深,很受教育。
 
                十七、从瑞金到汕头
 
从瑞金出发到长汀之前,还开过一次二十军当时在瑞金部队的连长以上军官会议。由周恩来同志正式宣布了前委决定:廖乾吾同志为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了二十军第一、二、三师的政治部主任为方维夏、陈恭、徐特立三位同志。廖、方、陈、徐四位主任都在场。贺老总接着宣布:由于壬田、会昌两战,伤员有好几百,如果直杀梅县,不便运送伤员;又由于闽西空虚,特别是主要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因此前委决定改道,由闽入粤。
九月八日,我连随军部从瑞金出发,经过赣闽交界处的“万峰亭”时,我和副连长南觉昆同志等特登亭远眺,顿感好似飞上云巅。纵览四周山势,有如大海波涛。此情此景真令我心旷神治,不是南征任务紧,我实在不忍离去。当晚宿营福建边界处的古城,骤感秋意浓。
九月九日到长汀。次日休整。
九月十一日,拂晓前就向上杭出发。还没有走几步,一位战士分了一角月饼给我吃,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买月饼吃?仙说,昨天是中秋节嘛!我当即向他道谢并说,昨天是中秋,我的确不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吃福建月饼,也是第一次体会到闽广糖食好。
九月十二日到上杭,在上杭休息约三天,然后乘船向广东进发。在上杭境内,汀江的下游,有许多险滩和“之”字弯。事前我们连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情况。军部副官处派给我们的船工,不是当地人,而是在湖南当过船工的我军士兵。我们离开上杭时,水流还很平静,殊不知越到下游,水势就越湍急,突然到一个急转直下的“之”字弯前面,碰到一个暗礁,我们的船底碰了个大洞,会泅水的战士就开始跳到水中去。我坐在船头,回头望前面河道是个沙滩,又急转一个“之”字弯。我就命令“不准动!”我的意思是:水流湍急,马上就可到沙滩,船虽往下沉,但很快能到沙滩,那时只要有一两个会水的跳下去,一把把船拉住,人就都可以得救了。但这个命令没有用,说时迟那时快,那些不会水的战士,看见有人跳水,心里一发慌,也就跟着跳,转眼间都跳下水去了,船也整个沉下去了。我因不会泅水,便紧紧地抓住船舷,坐着不动,虽吃了两口水,但破船上只有我一人了,破船也往上浮动,很快被冲到沙滩附近。有个会泅水并已上了沙滩的战士,一看见我的头部浮动,就跳下水,一把拉住破船,把我救起来了。
上岸一点名,六位战士不见了,包括那位临时当船工的,也包括我的勤务员汪洪同志。①对这一不幸事件,我心里很难受。接着,贺老总的船来了,他站在船头上,手里拿着一根船篙。他看见我们都是赤身裸体,正在晾晒打湿了的衣裤。便命令我,迅速想办法,赶到峰市来!
 
汪洪同志安徽人,八一起义胜利的当天下午,冉国平同志把他介绍给我。他在朱德同志的军官教育团军士队学习过。到瑞金后,我曾要他到陈震华同志处去当排长,他说:怎么,当官。才算革命,当兵就不算革命吗?当时,我只好回答他说:好吧!既然你愿意,就留在我这里吧!这对我来说,确是很好的一次教育。
 
我遵照命令,一面搞饭吃,一面找船。找到一只载货的上水船后,我对船老板说:我们的船打烂了,想请你的船送我们去峰市好吗?那位船老板二话未说,立刻答应并与其他船上的老板商量,一齐动手把货卸下来,放在岸边,然后我问那位船老板:你在这条河上已跑了多少年?他说:“四十年。”于是,我放心了,战士同志们也放心了。
船一开动,我们看见沿河险滩更多,还有好几只被打烂的船。特别是到一个比船稍宽一点的水槽似的地方,看见船老板全力注视着水槽和紧紧掌握着船蒿,先向左撑一下,立刻又向右撑一下,又立刻向左撑一下。这样一连撑了三下,船就平安过去了。如果不是老练的船工,要过此关,真是难上难!果然我们一平安过去,就看见好几只船被打烂了,我们还在一只破船上拣了好些装满步枪子弹的子弹袋,当天黄昏前平安到达峰市①。贺老总看见我们到了,还拣了好些子弹回来,他十分高兴。当我汇报:船被打烂了,有六个同志不见了(当然是淹死了)!贺老总立刻感到很难受。他说,这些同志还没有打仗就被水淹死,真十分可惜,可悼!当时,贺老总的哀情,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之概。
 
峰市是福建边界上的一个小市镇,下去有二十里的水道,根本不能行船,因为这里不是河流,而是接连不断的小瀑布和乱石林立,所以这二十里,只能步行,才能到广东边界的小市镇虎市,从虎市行船二十里到大埔县,以下可通小汽船,从虎市到汕头的一段,称为韩江。
 
大约在九月十八日,我连随军部到达广东的大埔县。次日,我连又乘船到三河坝。一上岸,看见刘力劳营长带了几个战士,正沿河向一只敌汽船追去。时已夕阳西下,未能追到。接着,我碰见朱德同志,他命令我迅速占领三河坝侧面的高山山头。晚上,朱老总还要留我在山上防卫。我担心贺老总急等我连回去,朱老总要我把这个重要任务担负起来。他说,他马上会通知贺老总。次晨拂晓,朱老总才通知我回到贺老总那里去。我下山时,朱老总的特务营去山上接防。这个营的营长叫周淮川①,他告诉我,他总共只有一个手枪连。我回到贺老总身边,向他报告了昨晚奉朱老总命令,在山上担任前哨任务。贺老总说,我已知道,很好。他没有任何见怪,反而说“很好。”我深深感到贺老总和朱老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多么令人受到感动和教育呵!
其后,我随贺老总到潮州,到汕头,再后参加汤坑之战。
 
周淮川同志一九二七年初在万县随朱德同志到南昌,加入共产党,参加八一起义,担任第九军特务营营长,后随朱老总转战到赣南,脚负伤后不能行军,被留在老百姓家医冶,于一九二八年春讨饭回四川万县,恢复党籍。一九二九年病死于成都县的农村家中。
 
            十八、汤坑之战
 
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敌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敌军兵力集中于丰顺县属的汤坑(解放后丰顺县委、县人民政府移此)一带,人数约一万四五千人。地势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军优点,最主要的就是上下一心,以革命征讨反革命;其次就是以胜利之师直捣连败之敌,士气十分高昂,特别是有革命到底、视死如归的雄心和决心。但是,最主要的而且致命的弱点就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我军部署在三河坝、潮州、汕头一线,南北相距约有三百多里之远;而且三河坝、潮州和汕头三点都不得不采取守势。主力集中在揭阳一带。担任攻击汤坑的主力,总共不到六千人;特别是路途遥远,通讯联络困难,实际上总指挥部一到汕头,就和三河坝失掉联系;再加上我军对汤坑敌情不明,当时据谍报报告:汤坑敌只有一千余人,事实上敌人已集结了约一万四、五千人;更为严重的是,我军对汤坑地形不明。
上述情况就决定了敌我的优劣形势。
敌军企图围攻我潮汕,给我军以很大威胁,逼我应战,诱我主力迸攻有利于敌的汾水垇一线。当时前委不了解敌情,不了解汤坑地形,因而决定:我主力应给汤坑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当时只想一口把敌人吞掉,根本没有考虑到万一失败了又怎么办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贺部一、二两师和叶部二十四师都集中到揭阳西北面的新圩、白石(均村名)一带。
二十七日,我主力即向汤坑攻击前进,前哨在浮山(村名)和敌遭遇,敌即退守汾水垇(村名)一线阵地。这一线阵地,敌人是居高临下的。贺老总指挥我主力跟踪追击,到达前线阵地,面临仰攻之势。当晚,我们特务营在白石待命。我们说的“汤坑之战”,实际就是“汾水垇之战”。汾水地东北距汤坑还有约八里的距离。汤坑是丰顺县的一个较大的镇子(解放后,丰顺县委、县政府移此)。汾水垇东南约五十里就是揭阳县城。
汾水垇正东有一山名瞭望崠,最高点为一百五十四点三米。此山正南有一小山名洪地,最高点七十七米。汾水垇西南约一里,汾水河的东岸有一小地名叫湖田。以上四点,即汾水地,瞭望崠、洪地、湖田等四点,早已被故占领,构成一条完全有利于敌的防御线。
瞭望崠之东还有连绵着的又一个更高的山,名叫四岭排,最高点二百零三米。四岭排,敌人事先未去占领,我军也未及时去夺取,如果我军及时夺取四岭排,就可侧击敌人,横扫敌人,而在正面即上述四点一线只需采取佯攻,就有取得全胜的可能。当时之所以陷于被动,主要原因是不了解敌情和地形。
汾水垇之西即汾水河,当时河东是番薯地,河西是甘蔗林,河水从西向南流,能“徒涉”。
九月二十八日拂晓,我营奉命随贺老总前进到前线总指挥所附近待命。总指挥所设在潭岭山山上,此山高五十五米,正北面约三里就是瞭望崠。刘伯承、叶挺、彭湃等负责同志都和贺老总在一起。
贺老总一到总指挥所,就命令总指挥部的司号长吹冲锋号,于是各师、团的司号长相继吹起冲锋号,各营、连的号兵也跟着吹起冲锋号。这时满山遍野为号声震动,步枪、机关枪的枪声更是响彻云霄。我主力部队都分别向湖田、汾水垇、瞭望崠三点冲锋前进。敌于此时开始顽抗。
在汾水垇和瞭望崠,特别是在瞭望崠,我军都处于仰攻地位,敌则居高临下。因此,双方伤亡都多,而我方则更多。
经过二十八日一昼夜的剧烈战斗,情况渐趋严重。二十九日拂晓,刘力劳同志奉命率全营从右翼夺取四岭排高山。我营战士同志们异常英勇,在敌人的火力圈内,不顾一切,一直奔跑到四岭排的山脚下。我率我连第一排为尖兵排,一直冲到四岭排的山腰约一百五十米的高处,然后用驳壳枪侧击瞭望崠山腰及其正南的敌人,马上把敌人火力引向我连。接着,二十四师的一个排,也冲到我连到达的地方。
但就在这时,我营奉命立刻撤回潭岭山。一回到潭岭山,就听说:我二十军第四团已无消息,换句话说,就是我四团已伤亡殆尽,同时也说明我左翼已遭到失败。紧接着,敌人用机枪从左侧向我总指挥所射击。于是,刘力劳同志奉命率全营抗击左侧敌人,掩护总指挥所的安全。在他的指挥下,我营指战员立刻在敌人的机枪射击下,奋勇冲到汾水河的东岸。这样,敌机枪立刻就哑了。当晚我营都防守在河东岸,与敌对抗。我连阵亡一战士,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同志,在九江编入我连的。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姓名,他已成为无名英雄和无名烈士。
这里我应该强调指出:二十九日整天整晚,贺总指挥手里已根本没有预备队。二十九日晚,在贺老总的指挥下还组织了一次突击队,夜袭敌人,企图突破敌火线。但敌众我寡,又未能成功。鉴于二十八、二十九两天两夜的鏖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前委同志商议决定:将部队迅速转移到潮州与第三师及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汇合,或者转移到海陆丰去,要求贺老总立刻到汕头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同时,决定以贺锦斋同志指挥二十军第一、二两师为后卫,抗击敌军可能的追击。
这样,就事实上宣布了汤坑之战的失败,是一次非常不幸的失败,同时又是起义军官兵浴血奋战,为党为人民而战斗的光荣失败①。汤坑战役,贺、叶两部的指战员都表现得无比英勇,不怕牺牲。如三团团长负伤,四团团长光荣阵亡,陈震华代理营长也光荣阵亡。贺、叶两军共计伤亡在三千人以上②,剩下的指战员共计只有 两千多人了。此时如再不撤,只有全军覆灭一途。
 
十月三日晚,我连在流沙、池尾之间被冲散,又和上级失掉联系,我八日晚跑到陆丰,十日午后,贺部一、二两师被迫缴械,战士被编到敌十三师陈济棠部,军官、军佐被送到汕头遣散到汕后,即有四川讲武堂同学姓舒的来俘虏队找到我。他在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工作,他和其他三个同学都说:三十日在汾水,他们伤亡很大,他们已奉命撤退,我们看不见他们撤,他们却看见我们撤,但他们也没有力量追击我们。
一九五九年,我重到汾水垇战场调查,据当地干部反映,敌我双方伤亡各约三、四千人。敌军居高临下,而我军则处于仰攻地位,因此,我方伤亡比敌方多。第二十四师董朗同志所带到流沙的队伍,据叶挺同志在失败后的报告看来,剩下的人有两千,枪枝一千。贺锦斋、秦光远的一、二两师到陆丰的,估计约有一千多人,总之,汾水垇之战我军伤亡过半,撤下来的队伍,两军总共不到两千五百带枪的人。
 
    九月三十日拂晓,我连突然奉命后进,回到潭岭山,刘力劳营长把上述撤退决定的情况告诉了我,还命令我立刻率第一连赶到揭阳城,向贺老总报到。
当时,我第二排排长吴溉之同志对我说:这怎么能撤?撤到哪里去呢?!我的回答是: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撤呀,现在只能服从命令。吴溉之同志没有再说什么。
我连转移后,刘力劳营长仍坚持在潭岭山继续指挥二、三、四连坚持战斗和准备转移。
    九月三十日,我十一军和二十军先后遵照命令撤出战场。负责压阵,担任断后任务的是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同志。转移到炮台时,有人说,退下来的部队很混乱,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部队虽然官兵伤亡很大,虽然还来不及整编,虽然三天三晚没有睡觉,极度疲劳,但是部队仍然按照原来建制,遵照命令行动。所以,决不能相信如某些没有打过败仗的人所说的那样混乱,那是没有经验因而产生的某种悲观论调。
我接到刘力劳营长的命令后,即率领全连赶赴揭阳城向贺老总报到。午饭后,全连随贺老总乘汽船去汕头,到达时天已完全黑了。
贺老总一到汕头,周恩来同志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贺老总汇报,讨论如何办的问题。前委根据前线失利情况,又根据张太雷同志所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①的精神:要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要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要把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去。还根据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共约十艘军舰于二十九日晚炮轰汕头,同时陆战队突然登岸进攻汕头,虽被我军击退,但敌舰并未离开,而是向着汕头虎视眈眈等情况,前委立即决定:放弃汕头,所有在汕的机关、部队立刻向海陆丰转移。
 
                  中央的“八七”会议,又叫“八七”紧急会议,因为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故不能叫中央全会,也不能叫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鲍安、王荷波、李快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和邓小平等共二十二人。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位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会址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即现在的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
 
我连一到汕头,吃完晚饭,即奉命防守汕头火车站。潮安来的火车,如火车头在前,即是敌人,就应该坚决抵抗并消灭之。如火车头在后,即是自己人,即可返回设在大埔会馆的总指挥部。事实是后面这一情况。
当我连返回总指挥部时,已过夜半。紧接着又奉命随贺老总乘上汽船,向炮台转移。前委、革委会机关和部队所有人员,都分别搭上汽船转移。
次日即十月一日晨,先后到达炮台的汽船约有十只,当时我连奉命管押这些汽船,还要负责摆渡所有由汤坑转移来的我起义军部队。
刘力劳同志率领二、三、四连到达炮台后,他告诉我:我军将开赴海陆丰,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但刘力劳同志这时还没有明确告诉我一个伟大转折的事件:要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要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
八一起义是我们党领导的,本来应该打出我们党的旗帜,可是当时还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却打出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同时,土地革命的口号也不彻底,在南昌规定的二百亩以内的土地占有者不算地主,不要动他的土地。广东有的农民说这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耕者无其田。对此,前委到上杭后,撤消了在南昌时的规定。
摆渡后的行军序列是:二十军在前,革委会在中,十一军在后,贺龙同志率我连在最后。
十月三日的宿营地,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是在普宁县属的云落(村名)。中途经过流沙(解放后,普宁县委、县政府己迁到流沙),流沙西面二十里即是云落。流沙西面约六里多有一小山,是南山的多年山,其西面即西山。多年山之西北约一里许,地名叫池尾。池尾是隘地,是关口。
多年山和池尾,都为军事要地,池尾东八里即流沙,西十二里即云落。
对于汤坑战役的不幸失败,全军指战员以及革委会机关的所有人员的内心,没有不感到难受的。贺龙同志更是这样,他非常难受又非常气愤我看见他有两次异常的表现:
第一次,他在炮台,在汽船上坐着,脸色发青,气极了的样子,他没有说话。和他坐在一块的还有几位负责同志。因为我正押着摆渡的汽船,从他们的身旁一晃就过去了,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当时我心里想,一定是谁向他说了什么挖苦的话。他想发作,又不便发作。
第二次,是十月三日的早晨,我连走到一个小村前面时,队伍后面的一个战士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贺老总看见了,贺老总一句话不说,顺手拿下一根老百姓晒衣服的竹竿打了那个战士几下。我立即回头赶到贺老总眼前,他看见我什么话也没说。我见他正在发火,没地方出气,心里不好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这样大的火。我不敢问他,也没说一句话,他也没有责备我,于是我就叫那个战士和我一同赶队伍去了。
 
               十九、流沙会议和陆丰失败
 
十月三日午饭后,在流沙的一座小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到下午四、五点钟结束。刘力劳同志率我连守候在会场外,一步未离。我们的任务,一是保卫会场的安全,二是等会议结束后保卫贺老总到宿营地云落。
关于流沙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直到一九三0年元旦后三、五天,我顺路到四川涪陵县去找刘力劳同志时,他才告诉我:流沙会议主要是改变路线,即丢掉国民党革委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其次是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再其次是善后问题,即把武装队伍编成两个师:一、汤坑、潮汕撤下来的武装合编成一个师,师长由刘怕承同志担任;贺龙、叶挺两同志立刻离开部队,到香港、上海去,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二、三河坝方面的队伍编成一个师,师长由朱德同志担任。至于非武装人员,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就地分散,分别由农会会员担任向导,送出海口,再转香港、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我对刘力劳同志说,我连被冲散后,我还不要命地跑到陆丰去找贺龙同志,我以为贺老总一定舍不得丢掉他多年拖起来的基本队伍,他会连夜带者他的马弁翻山越岭跑到云落去。
刘力劳同志说:贺老总当然不会去云落,因为流沙会议已经宣布要他立刻离开队伍。这是前委根据中央命令决定的,贺龙同志当然坚决执行。
刘力劳同志还说,当时二十军一、二两师担任前卫。前卫部队在流沙吃午饭,然后经池尾向云落前进。就在前卫部队离开池尾,后卫部队还在流沙停留并保卫前委开会的时间内,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池尾和多年山,从而把我部队切为两截,敌军之所以能在这段时间内切断我军,主要是因为有果陇村地主庄大泉的武装保安队当了向导。
我对刘力劳同志说,开会时间太长了。刘即说:对,开会时间就是太长,而且不应在流沙开,到哪里开都好;十月二日开也好,三日晚在宿营地开也好。
刘力劳同志还说到,贺老总很有信心和决心回到湘鄂西去,贺老总到上海后,吴玉章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谈话,说党中央决定叫他到苏联去学习。他当即答复:我还是要求党中央让我回湘鄂西去;我汉字都不认得几个,还要我去学俄文?!
此后,贺老总接到党中央的指示,经汉口到洪湖地区开辟根据地。
下面讲一些具体的情况和问题:
关于起义军主力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周恩来同志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宣传提纲》中讲得很清楚,“八一”起义胜利后,“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起义军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
这就是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从来不居功,不辞咎,一贯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他是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他襟怀坦白,主动承担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责任,他根本没有指责其他任何领导同志,贺龙同志作为军事上的总指挥,他光明磊落,以强烈的责任感,再三表示不怕失败,失败了再来的态度。而且,贺龙同志深深感到和承认,他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坚持在南昌已经决定的从会昌直杀梅县的方针。事实上,他是在瑞金刚入党的新党员,在当时情况下,他实无法坚持这一方针,因为当时比较多的同志主张经汀江、韩江,先取潮汕。
这主要是因为:一、便于运输伤员;二、便于较快地占领海口,得到苏联援助。
关于没有坚持经会昌直杀广东梅县,而是经福建再入广东的问题,我想把事实再讲清楚一些:
第一,一九五九年春,陈同生同志和我在广东从化去看望周恩来同志时,我们在谈话中提到为什么当时要改道入粤呢?他说:在打下会昌后,叶挺同志在会昌,我在瑞金,叶挺同志给我打电话,叶说:好几百伤兵无法运走,所以要改道入粤。……不改道,我的伤兵怎么办?恩来同志正要和他商量时,电话就断了。
第二,在《从瑞金到汕头》一节中,已经说到。贺老总根据前委决定讲了改道的理由是:1)如直杀梅县,伤员过多不便运输;(2)闽西空虚;(3)特别是改道有水路便于运输伤员。就是说,当时改道的主要原因,就是便于运输伤兵。我写这个回忆时,读到叶挺同志当年向中央的报告,说成是由于叶部有五千五百条空枪,贺部有两千条,只有改道才能运走,还读到张太雷同志当年的报告,指出。不从筠门岭穿越山岭地带,认为难于得到粮食。然而,事实上那一带山区是能够提供粮食的。报告中还说,我们应该走山岭地带而不走,坐失时机,听任敌军集结他们的部队。
改道,还有一种思想支配着,这就是避战思想,企图早日占领潮汕,以便早日得到苏联支援。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改道,而且还表现在:到三河坝后,不向松口敌人进攻,迅速夺取梅县,反而采取守势,以致形成第一次分兵。及到留隍,又不向敌人追击,急欲到汕头,取得外援,又形成第二次分兵。这就是军事上避战思想的战略错误。
由此可见,改道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张太雷同志所指出的:改道造成坐失时机,听任敌军集结他们的部队,使我军完全陷于被动。这一点,事先没有考虑到。
关于贺锦斋师长被迫缴械的经过是:十月三日,当我与贺老总在流沙失散后,我认为贺老总不会轻易丢掉他多年艰苦奋斗拖起来的基本队伍,我以为他会千方百计,翻山越岭跑到陆丰来掌握他的这部分基本队伍的。所以,当我打听到贺部在陆丰时,便在八日半夜跑到陆丰城,找到一师师部,求见贺锦斋师长。他立刻接见了我。我先问他贺老总的消息,他说不知道,并要我汇报我和贺老总分别时的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情况。我对他汇报的主要情况有下列四点:
首先,和贺总指挥分别的情况:十月三日午后革委会开会,大约四、五点钟散会。会后贺老总就带着刘力劳营长和我连离开流沙,向云落前进。他走在前面,刘营长和我紧紧跟在他后面。到距多年山约一里多路的地方,敌人在多年山集中火力向我连射击①,贺老总就带着马弁从右侧沟里向后方转移;同时,我连立刻卧下还击敌人;当时,叶部也在还击敌人。
其次,我连被冲散的情况:贺总指挥转移后约一刻钟,刘营长命令副连长带第二排向前推进,反击敌人。此后,刘营长要我派通讯员到后面找总指挥请示,先后派出三次都没有转来②。再后,天已经黑了,发现叶部都向后转移,刘营长就率我连一、三两排转移。在转移中,突被敌人冲散,我和刘营长也失掉联系,我身边只有六人。其后,我们碰上叶部,就随叶部行动,谁也不管我们,我们只是跟着走。
 
   原因是革委会的旗帜是金黄色的缎子做的,在晚霞中照得分外光彩夺目,因而成为敌人集中射击的目标。这面旗帜在流沙会议以前是革委会卫队打着的,之后才交给我连打。当时,我有点莫名其妙,直到一九三零年初我会到刘力劳同志时他才告诉我:流沙会议是善后会,所以,革委会的旗帜交给你连打。
第三次派去通讯员时,天已黄昏。从贺总指挥转移,到第三次派出通讯员,这中间大约经过一个半小时。
 
第三,五日晨,我找到叶挺军长,他正在吃红米稀饭,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自己介绍我的身份后,我问他贺总指挥的去向。他说,不知道。我又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我有什么办法?!然后我就走了。当晚,随叶部宿营甲子港,六日晨出发前,听说叶军长已搭船去香港。
第四,十月七日晚,我们随叶部到了博美镇。八日休息。黄昏时,我打听到二十军在陆丰城,因此我连夜赶来。因为我估计贺总指挥会带着马弁翻山越岭赶来陆丰。
贺锦斋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因不知贺总指挥的下落,又听说叶军长已去香港,感到很失望。他当时可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已参加共产党,他和我彼此有些话都不好讲,更不好商量。于是他说,夜已深了,你自己去找个地方休息吧!
我一离开贺师长的住房,就在师部碰上罗统一同志营的一个负伤的连长(姓名忘记了)。他告诉我:罗营长已升为第三团的代理团长;陈震华副营长已升为代理营长,在汤坑战场上不幸阵亡。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胸,他要求给他水喝,一喝生水,马上就停止了呼吸。这位连长还告诉了我第三团团部的地方。我立即去找代理团长罗统一同志。罗是贺龙同志的老部下,是最先参加共产党的。
罗统一同志是周逸群同志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介绍入党的。一九五九年我在庐山看望贺老总时,问他当时是否知道罗统一同志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周逸群同志找罗谈话,要罗参加党,罗就跑来问我:可不可以参加共产党?我说:这是好事,应该赶快参加。罗统一同志入党后表现很好,后来到湘鄂西当了红军师长,不幸在鄂西北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我和罗统一同志是在南昌“八一”起义前夕,经陈震华同志介绍认识的,十月八日晚去找他时,他已经睡觉。听说我去找他,他立即起床和我谈到天亮。我把我向贺锦斋同志谈的情况向他重复讲了一遍以后,他就谈他们的情况,他说:十月三日我们二十军担任前卫,宿营云落。到晚上发现革委会人员和贺总指挥以及后卫部队,没有一个人到达云落,贺锦斋同志和秦光远两位师长大为震惊,接着就不断听到敌人散布的谣言,还遭到敌人的进攻。贺锦斋因事先知道整个起义军要转移到海陆丰去,搞土地革命,所以他指挥一、二两师转移到陆丰城,希望得到革委会和贺、叶的真实消息,希望叶挺同志的部队前来汇合,还希望和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贺、秦两师十月四、五日就占领陆丰城。紧接着,敌人加强了谣言攻势,说革委会有的同志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贺老总、叶军长也被俘了,等等,等等;要求贺、秦两师无条件投降,缩小了对陆丰城的包围圈;同时,一、二两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包括方维夏、陈恭两位政治部主任,六日已全部跑光了。也就是说,共产党派到一、二两师的党员已全部跑光。这时部队又和地方党联系不上,最严重的是失掉了前委和贺总指挥的领导。因此,贺锦斋同志毫无办法,不知所措。六日晚,敌军派来代表,要求贺、秦两师长派出代表谈判。七日,贺锦斋同志推派秦光远师长为谈判代表。八日,秦师长派人回陆丰报告,说敌人的条件是:只要放下武器,把士兵编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就保证所有军官、军佐的安全并给资遣散回家。秦光远师长本人却不知去向。贺锦斋同志当晚仍在犹豫,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
罗统一同志谈完情况后,说他认为贺锦斋师长很难拿出办法来,恐怕就在一、两天内,我们就会被敌人解决。我们两人深感一个部队一失掉党和指挥人员的领导,就会毫无办法,就会被敌人解决。因此,我们两人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去找党。
关键的倒霉时刻很快就要到来,完全和罗统一同志的估计一样,就是在一、两天内我们将被敌人解决。
十月九日,我到陆丰城内大街小巷去转,想碰见一个熟悉的党员,结果连特务营副营长,二连连长(他俩是党员)都找不到了。
我到陆丰所得到的最大的安慰,就是我能够和罗统一同志同命运、共存亡,和二十军同命运。共存亡。
十月十日中午,罗统一同志告诉我:今天下午,敌人很可能就要进城来。敌人采用徒手兵来接近我们城外的战士,向我们哨兵问寒问暖,同时问哨兵要枪看看,这样就把哨兵的枪缴了。因此,罗统一同志要我到马路上去,不要在团部呆着,因恐敌人刚进城时可能出乱子。他并说,他和团部的人通通都要分散到马路上去。
十月十日下午三,四点钟,我在街上看见贺锦斋同志带着约三、四十名手枪队,急勿匆地向着汕尾方向快步转移。他到汕尾后,把他带去的人、枪交给敌人,他自己搭船到香港转上海。这就是贺锦斋同志以后转移到洪湖去创造革命根据地的转折点。其后约半小时,敌十三师(师长陈济棠)约两营人冲进陆丰城,向广场方向冲去。原来二十军的部队集合在广场,所有枪支也都架在广场上。就这样,二十军全部被敌解决:士兵全部被敌人改编;军官、军佐全部押送汕头遣散;以团为单位,各团的军官、军佐各为一个俘虏队。我事先和罗统一同志商量好,我作为三团团部的文书,编在罗统一同志的队里。从陆丰到汕头遣散时,我都和罗统一同志以及三团干部在一起。我听到这些干部谈话的内容,集中起来就是:我们回到老家去。一定要搞土地革命,一定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定要把队伍拖起来,一定要和“蒋该死”算总帐,誓死打倒这些万恶的反动派。这就是当时二十军军官、军佐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革命决心和意志并没有给贺老总丢脸,也没有给整个起义军丢脸。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后来都在中国共产党和贺老总的领导下,为创造洪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为创建红二方面军这支人民的钢铁部队,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干部,在当地党的领导下,都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十、朱德同志等从三河坝到井冈山会师
 
八一起义军主力军在汤坑、流沙、陆丰相继失败,但整个说来并没有完全失败,更谈不上是中国单命的失败,相反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在一定意义上说来,这当然是真理。或者说,失败是成功的转折点。这一点,在流沙会议上宣布改变旧的旗帜,打出全新的红旗,这就是打出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打出土地革命的红旗,打出苏维埃的红旗。不然的话,如果按照老样子,就会完全丧失八一起义的伟大意义,就会一事无成,就会是彻底的完全的失败;因为如果按照老样子,就会丧失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
主力军失败了,但这正是革命向前发展并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事实就是,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在流沙会议上得到了传达和贯彻执行:就是贺老总在南昌以及在流沙会议时一再表示过的决心:我不怕失败,失败了再来;我绝不会被失败压倒;就是贺老总亲到湘鄂西,发动和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战胜千难万险,创造革命根据地,创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红二方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这些伟大实践。
上面己说到,叶挺同志率二十四师在流沙西面的多年山,和敌遭遇战后,转到甲子港,叶挺同志遵照流沙会议的决定,即只身去香港,尔后叶挺同志又遵照党的决定,回到广州,领导广州暴动。第二十四师的师党代表颜昌颐同志和七十团团长董朗同志,即率领所部约一千人找到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胜利转移到特委所在地惠阳县属的中峒,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改编为红二师,董朗同志任师长,颜昌颐同志任党代表。这支打出红旗的队伍,推动了东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新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建立起来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也初步巩固起来了。
当主力军相继失败的时候,正是三河坝经过鏖战并继之以胜利转移的时候。周士第同志率领的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特务营,在朱德同志统一领导下,在三河坝抗击了敌钱大钧纠集了象野兽一样扑来的三个师,经过三天三夜的鏖战,伤亡很重,子弹已将用尽,然后决定向潮汕主力军靠拢。谁也没有料到,部队刚转移到饶平附近的茂芝乡时,遇见从潮州撤出的第三师的一部,才知道潮汕已被敌占领,汤坑战役已失利,于是朱德同志毅然决定:一定要把这支“八一”起义军包括第三师的一部和沿途收容的一些零散人员,共约二千余人,保存起来,巩固起来,并且还要进一步发展起来。朱德同志完全相信:只要坚持革命,那就不管会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会有办法克服的;只要坚持革命,革命总有一天是要胜利的,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旧军阀,这是全中国人民首先是穷苦农民最基本、最迫切的需要。朱德同志立刻设法找到地方党派出可靠的向导,从饶平转经大埔、焦岭,进到福建峰市、武平,然后转移到江西境内,这时被敌发觉,敌第十八师奉命紧紧尾追着。这支孤军,一无供应,二无援军,到处都是敌人,怎么办?到何处去?十月间已是深秋,山区夜晚已很冷,单衣破了无法补,而且经常要露营,给养当然困难极了!饥寒交迫,病痛交加,天天都折磨着每个军官和战士,怎么办?朱德同志的一个办法,就是和战士同甘共苦。不仅这样,而且每晚都要亲自走到各个连队去问寒问暖。再一个办法,就是打土豪,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还有,就是和穷苦农民搞好关系,把他们当作最亲的亲人,他们也就把我们的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子弟,有敌情,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来向我们报告。因此,我们对待敌人,开始一段,就是尽可能快地把它甩掉。其后,是凡能吃掉的就吃掉它,不然就甩掉它。
困难呀,的确有说不尽的困难,但这不是一般的困难,而是高炉炼钢,是大浪淘沙。当转移到江西省安远县的天心圩时,部队已大为减员,剩下不过五百人了。傍晚,在天心圩外河滩上,召开了排长以上军官会议。这时,部队的领导人,除朱德同志为首外,就是陈毅同志。这次会,主要就是朱德同志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大意是:现在我们已到万分困难、万分危险的境地:大革命虽然失败了,我们还应该继续革命,我们应当坚持下去,不管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我们总不应当叛变革命,去作蒋汪等等反革命的走狗;只要我们能够坚持革命,我们的前途就有着无限的光明;现在我决心继续干革命,我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我相信,我们只要有两百个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话,那么,不管什么敌人也是打不垮我们的,相反地,我们是一定能够最后战胜任何敌人的。
朱德同志这样一讲,完全表现了他对党负责、对全中国人民负责的大无畏的精神和气吞河山的英雄气概,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和感召了到会的全体军官同志。他刚一讲完,大家就一齐回答说:我们愿意誓死把革命坚持下去!
接着,朱老总又向全体官兵重复讲了上述讲话内容,都表示拥护,然后官兵集合点名,全体约有五百人都愿意誓死把革命坚持下去。
这时,朱德同志再向全体官兵讲话,他说:我原来想,只要有两百个同志能够同生死,共患难,那么,任何敌人也不会打垮我们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五百个同志能够同生死,共患难,那么,我相信,不仅任何敌人打不垮我们,而且我们的革命,经过长期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从此,悲观失望的情绪一扫而空,革命的战斗精神大为振奋,高高兴兴地打起游击战来。打土豪,以解决给养,把一部分分给穷苦农民;对敌人,不是吃掉,就是甩掉。克服了许许多多困难后,转移到江西的大庚、崇义和湖南的桂东、汝城等边界地区活动。
这时期,陈毅同志经常对同志讲:“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这对巩固队伍,克服困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为了保存力量渡过难关,朱德、陈毅和参谋长王尔琢三位同志商量决定,经过全体党员同意和拥护:利用朱德同志与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在云南讲武堂同学的老关系,搞统一战线,我们这支革命队伍在保持政治上独立,保持原建制的前提下,表面上编为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零团(这个团只有四个整连,全团不到五百人)朱德同志改名王楷任团长。于是,我们这支革命队伍进驻湖南资兴县城,得到了全团所需要的被服、弹药和经费的全部供给,得到了休整。
其后,这支队伍由资兴移驻广东仁化县。再后,移驻韶关北三十里的犁步头(比较大的圩场)。这时,正是伟大的广州暴动失败的时候。
驻在犁步头期间,范石生召开过一次全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通知王楷即朱德同志去参加,朱德同志发现没有通知他参加时,就立刻和陈毅、王尔琢等同志研究,认为有可能范石生要准备解决我们的队伍,我们应立刻准备把队伍拉出去,打游击去。正是这时,范石生发觉了没有通知朱德同志,这是工作上的疏忽,立刻亲自从韶关跑到犁步头来,找朱德同志当面解释清楚,这样消除了误会。
其后,有特务报告蒋介石,说王楷就是朱德,一四零团完全是共产党的起义军,于是蒋贼就命令范石生火速消灭这个团。范则申报否认这件事。于是,蒋贼就严令李济深负责,另派队伍,不经过范石生,直接去消灭这支共军。此事又被范石生知道,立即把上述情况全部通知朱德同志,要他立即把队伍拉走,还说:如果不如意时,还可再来联系等话。
朱德同志一得到上述通知,立即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和全体党员会议,决定:立刻打出红旗,处决二十多个土豪,把队伍拉出去,展开游击战。一九二八年阴历年关,组织和领导湖南宜章县暴动;随即突袭并全部歼灭国民党反革命派许克祥师的一个整团于砰石,许多枪弹辎重塞满了砰石大街,我们还来不及把这些东西运走,就转移到别的地方,为的要迅速甩掉敌师从广东乐昌县窜来救援的两个主力团。
以上从三河坝到此的这些情况,都是一九二九年夏秋之间,在成都商业场大门前碰到一个姓王的同志①告诉我的。
 
这位王同志(名字我忘记了)和他兄弟王梓槐同志,四川眉山县人,都是四川讲武堂同学,王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初随朱德同志从万县到南昌,加入共产党,参加八一起义后,在朱德同志第九军工作,在突袭砰石后的某一战斗中负伤。我一九二九年碰见他时,他告诉我:他肚于里还有个子弹。他问我家在哪里?他将到我家里来谈情况,我说,我家在新都,欢迎他去。其后,他到了我家,谈了以上情况。
 
其后,朱德同志领导了湘南各县暴动,又战胜过许多困难,一九二八年四月底胜利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从此,工农红军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指引下,不断地取得胜利,发展成为今大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我们党的最可靠最坚强的柱石,成为实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长征的可靠保证。
八一起义是我们党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转折点,八一起义的胜利,有着历史性胜利的巨大意义。
早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宣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明确指出: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一九四九年,中央还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
 
        二十一、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
自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我和贺老总在流沙分别后,整整十一年没有见面,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我到他的住地去看望他,才和老首长重逢。一见面,贺老总就亲切地拥抱我,长时间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感到无比温暖,不知道说什么好。贺老总感慨地说:“那年和你分手时,本来是不想和你分手的,但是……”他不往下说了。我心里明白:贺老总本来是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他用理智克服了自己的感情,坚定地执行流沙会议的决议,服从党中央的命令,而离开部队的。这正如他接受起义军总指挥的任务时对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所说的一样:“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又如,他在流沙会议上最后说的一句活:“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当时,贺老总想对我说而又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心里完全明白,但我也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我更没有要求贺老总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接着,他问我这些年干什么,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自分别后,部队被冲散,我到陆丰,想找党,想找您。其后十年中,先后两次被俘,四次被捕,在南京坐了近四年牢,直到一九三七年党的统战政策成功,国共二次合作,我才被释放出狱。接着到延安,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了两个月,就调任中央机关总务处长至今。贺老总听了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程子华等负责同志,他说:“他就是我‘八一’起义时的警卫连长。”
我注视着敬爱的老首长,激动和愉快的心情难以言表。我想到:贺老总从南昌起义,主力军到广东失败后,就以实际的行动,来实践他钢铁般的誓言。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党内外敌人,对党对人民建立了卓越的、不朽的功勋。
历史的发展是有曲折的,是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发展的。但我没料到:从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到一九六九年这数十年间,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功勋卓著的贺老总,竟被万恶滔天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贺老总虽然逝世了,但贺老总的精神和功勋将被人民永远歌颂。人民将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贺老总去世太早了!如果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那该会对党对人民作出多么更大更光辉的贡献呵!
贺老总,我永远怀念您!您的坚强党性,永远听党的话,为党的崇高事业奋斗终生,言行一致,说得到就做得到的高贵品质和精神,已经在我脑海里生了根,我愿永远向您学习,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各项决议,誓在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新长征中,贡献我的一切。
                           
 
                        一九八0年十一月十八日初稿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二稿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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