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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麟 《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  责任编辑:xzy

 

严正声明

本书征得作者同意,在本会网站发表,旨在为读者提供南昌八一起义历史和八一精神的研究参考,也为扩大对南昌八一文化特色的宣传。为保护作者的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全文下载作为商业用途,如须全文下载、全文转载或全文翻印作其它用途,请与本会和作者联系。联系电话:0791-86239870(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

                          (说明:原书中插图未编入   网站编辑 夏昭仪)

 

书名: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评《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青 文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和领导人民军队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开端。《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徐兆林著,以下简称《开端》),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好书。

第一,材料丰富,内容充实。南昌起义是国人最熟悉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开端》一书作者广泛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长期积累研究,以18万字的篇幅对南昌起义的背景、决策、过程和起义军转移等重要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关人物,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为把这一历史事件叙述得清楚、准确,作者大量地使用了当时的历史文献和起义参加者回忆文章所提供的史料,以及革命前辈和史学界专家、学者们研究南昌起义的成果。该书的内容不仅翔实可靠,对南昌起义的前因后果叙述得十分清楚,而且论之有理,议之有据,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无疑使南昌起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

第二,重视对失利之战的分析。南昌起义是成功的,但起义后部队遭到很大挫折,大部分失散,只有一部分在朱德、陈毅带领下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另一小部分转入海陆丰地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南昌起义后部队的连连失利,往往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似乎过多地探讨这些失利会抹杀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该书作者不囿于传统观念,大胆探索,对起义部队战略转移方向选择的失误、汤坑失利、潮汕失守、三河撤退、流沙溃散进行了详细叙述和评价,说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不讳言失利之战的研究态度,恰恰是该书的独到之处。这不但没有磨灭起义将士的功绩,而且使人们对他们的英勇奋斗精神更加敬佩。

第三,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开端》一书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事件中去研究,充分肯定周恩来、李立三、贺龙、叶挺、朱德、陈毅、谭平山、郭沫若等人在南昌起义及起义后转移行动中的重大作用。这不仅使人看到历史事件的宏伟场面,而且使人看到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更好地展现了起义的艰难曲折。该书还对反革命人物、动摇不定的中间人物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如对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动摇不定后来又倾向反革命阵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他们接近革命是因为他们与军阀有矛盾,他们背离革命则是他们的感情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

第四,文笔生动,可读性强。将史学著作写得生动活泼,是近几年来史学工作者的尝试。作为学术著作,《开端》一书不仅逻辑严谨,论述有力,说理透彻,而且文笔生动,语言朴实,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全方位地展现南昌起义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

 

(原文发表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军事历史》1993年第1期第59页)

 

 

前 言

南昌,一座始建于汉代的历史古城。位于鄱阳湖畔、赣江之滨。83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八一起义。世界为之震惊,中国历史为之改写。从此,“八一”,这两个原本再普通不过的汉字,成为人民军队的标志。八一精神,成为我们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奋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一。

 研究八一精神,自然不能不从全面正确地认识南昌八一起义入手。徐兆林(即徐兆麟)所著《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以下简称《开端》)一书,是一本对南昌起义有着较为深入研究的好书,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南昌八一起义很有帮助。

尊重历史,是该书坚持的重要原则。该书对南昌起义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从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起义的酝酿、决策、周密准备和胜利实施;从撤出南昌后的南征广东,到汤坑失利、潮汕失守、三河撤退、流沙溃散;从主力失利后起义军余部的艰难转战、到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直至奔向井冈山、朱毛会师、共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跌宕起伏、可歌可泣的壮烈画卷。作者在书中对整个事件的叙述,都以有关的历史文献、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及参加者的回忆文章为依据,广泛地吸取了史学界专家学者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成果,为准确地真实地反映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的面貌,作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感到,作为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的书籍,该书的内容真实、可信。

史论结合,是该书运用的重要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历史课题的书籍有所不同,它既是研究南昌起义历史的书籍,又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历史。把我党我军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南昌起义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研究,站在理论的高度,以理论为指导,对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要环节、起义活动及与其相关的历史环境、起义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对建军理论的宝贵探索、作战指导上的成败得失等等,都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剖析。全书没有烦琐的史实考证,避免了就事论事的单纯历史事件叙述。取而代之的是对南昌起义的深刻的理性思考。读者从中读到的远不止南昌起义这一段历史,而且能从中领略到,中国共产党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初期,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异常艰辛、非凡勇气和卓越智慧。

不囿于已有的定论,勇于创新,是该书突出的理论成就。南昌起义,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同样的课题,同样的史实,研究出来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过去南昌起义研究中,一般认为,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起义本身是失败了。该书运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了这一历史事件,认为,南昌起义不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创建了一支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信念坚定、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对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立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战争理论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贡献,从而使南昌起义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逻辑严谨,文笔生动,是该书的鲜明特色。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隆重推出《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希望对有志于南昌起义研究的朋友有所帮助。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

                            2010年9月1日

 

再版序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历了22个春秋,气势波澜壮阔,战绩震惊世界;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火中诞生,在硝烟中成长,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成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的解放者和保卫者。人民革命战争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是既有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过程。任何过程都必定有自己的起点,上述两个过程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两个过程的起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发生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在反革命势力十分强大的时候发生的。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稳定的时期,暂时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没有严重的分裂和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帝国主义不仅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且数个帝国主义结成了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反动同盟;曾一度和共产党联合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党中的反动派,背叛革命,投入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怀抱。国际国内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南昌起义又是在革命力量十分弱小的时候发生的。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又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革命指导的严重错误,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摧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由高潮跌至低潮。

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种对革命发展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发生,表明了共产党人不怕挫折,不畏强敌,向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坚强意志。在这种条件下爆发的革命武装起义,势必遭到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镇压。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再加上我们党刚走上创建军队、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经验不足,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建军中学习建军,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斗争更加艰难曲折。

正因为如此,南昌起义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战史的开端,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极其壮烈的一幕。

 

                 作者  

                 1992年5月30日

 

 目  录

 

评《壮烈的开端———南昌起义研究》

前言

再版序言

内容提要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转变   

  第一节 合作是国共双方的需要      

  第二节 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   

  第三节 屡屡错过时机      

  第四节 步步退让结下的苦果   

  第五节 转变并非突然萌发的念头   

 

第二章 顺应历史潮流的果断决策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血不能白流      

  第二节 再也不能贻误的时机   

  第三节 集体的智慧和勇气      

  第四节 南昌注定要成为英雄城      

 

第三章 划时代的枪声      

  第一节 起义部队挺进南昌      

  第二节 代号“炮兵营”   

  第三节 箭在弦上时的争论      

  第四节 特殊的条件,特殊的方式   

  第五节 觥筹交错的“特殊战斗”   

  第六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

                         歼灭战   

  第七节 “喜庆工农始有兵”    

  第八节 并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第四章 英勇的远征   

  第一节 敌情严峻而又微妙      

  第二节 进军何方?     

  第三节 出师不利      

  第四节 杀开血路      

  第五节 迂回前进      

 

第五章 悲壮的决战   

  第一节 形势险恶      

  第二节 指导失当      

  第三节 汤坑失利      

  第四节 潮汕失守      

  第五节 三河撤退      

  第六节 流沙溃散      

 

第六章 开始艰难的再探索      

  第一节 摆脱敌人的重兵追击   

  第二节 “做失败时的英雄”   

  第三节 政治建军提到了议事日程   

  第四节 开始实行军事战略转变      

  第五节 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第七章 走向农村的一次伟大实践   

  第一节 智取宜章进军农村首战告捷      

  第二节 巧战坪石游击战初露锋芒   

  第三节 土地革命把湘南暴动推向高潮   

  第四节 主动转移失地存人功不可没      

 

第八章 踏上光辉的大道   

  第一节 历史性的握手      

  第二节 会合后的激流      

  第三节 找到了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      

 

附录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军事战略转变浅探

             ———纪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六十周年

附录二:

南昌起义对地理条件的运用及其得失

附录三:

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新论

后记

 

内容提要

发生在65年前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开端,也是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这壮烈的一幕,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军史、战史及军事理论史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书与以往有关南昌起义的论文和著作相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不是单纯的叙述或描写,也不搞烦琐考证,而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翔实的史料,精辟的分析,史论结合地展现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依据,深刻地分析了南昌起义对我军建军思想、作战理论的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讴歌这一壮烈开端的同时,也指出当时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实战经验,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失误甚多,如何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问题尚未解决。作者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勾玄提要,纵横交织,对起义的背景、决策、过程、转移等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而又有重点的描绘,虽说是专著,却具有纪实作品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吸引力。

第一章 姗姗来迟的转变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这一革命高潮,又促成了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共产党人的惨遭杀害,革命势力的极度削弱,反革命势力的空前嚣张。这是一种多么不合逻辑的发展变化!然而,历史却就是如此这般血淋淋地写着。当时,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弹,不是敌人从对面射来的,而是“盟友”从背后射来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难怪革命失败得那样惨烈。以鲜血为代价的学费无疑是最昂贵的学费,花这样的代价学来的知识自然是最宝贵的知识。共产党人终于懂得了自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普通常识的问题,在当年却是来之不易的重大转变,尽管它姗姗来迟。

第一节 合作是国共双方的需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历史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必然产物。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也为了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也需要寻找同盟者。

孙中山先后组织和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组织,或是官僚、政客的集合体,或是资产阶级的松散同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在这些党派组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致使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屡遭失败。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此后,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多次组织和举行武装起义,都一一失败。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总算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肆无忌惮地篡夺革命果实。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当时认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是革命成功。因此,同盟会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和涣散。孙中山内外交困,被迫妥协,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功败垂成。从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取代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统治者的招牌换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却依然如故。

于是,后来有了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同样由于国民党内部认识不一,组织涣散,发动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

1917年至1918年间,孙中山借用军阀的势力,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但各派系军阀在战争中并不图“护法”,而是争夺私利,一旦私利有所满足,便各行其是。护法战争因此以失败告终。

使孙中山失败得最惨的,要数陈炯明的叛变。

陈炯明于1909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1915年护法运动中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世凯死后,陈炯明表示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把陈炯明的粤军作为主要依靠,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对陈炯明委以重任。当时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粤军。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野心迅速膨胀。他拥兵自重,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的主张,鼓吹“联省自制”、“保境息民”,企图独霸广东。孙中山多次派人劝说陈炯明改变立场,陈炯明毫无悔改之意。甚至借故刁难,制造障碍,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南北夹击孙中山的北伐军。孙中山被迫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职务,只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便立即决定公开与孙中山对抗。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转移得以脱险,但他惨淡经营的粤军几乎瓦解,广州革命根据地也随之丧失。

孙中山对这次失败痛心疾首,他在《致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完全陷于绝望之中。

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危难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深刻总结了革命数十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痛切地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②深深感到依靠原有的力量,按照过去的老一套办法,绝对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

于是,他决心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孙中山全部革命生涯中最有意义的转变。这一伟大的转变既是他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他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起死回生的迫切要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共产党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远远不够强大,初创时期的共产党力量还很弱小,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是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首先提出国共合作问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共产国际。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认识到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又因为国民党是堕落腐化、争权夺利的集团,而不愿与其合作,甚至连后来推行投降主义的陈独秀,起初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等国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中,有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还有以各种不同身份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邓恩铭、林育南、高君宇、于树德、罗亦农、张太雷、瞿秋白、俞秀松等人。

在大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做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等重要问题。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并且要求无产阶级把农民吸引到民族民主革命中来。

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列宁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

1922年4月,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回国。他们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党员汇报了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高关于建立国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共产国际还通过其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做了大量促成联合战线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之下,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从而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会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广州市延安路鲁迅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的。以此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05年11月提出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对其先前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的概括。它在当时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而未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等等。旧三民主义的这些弱点,正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前屡屡失败的理论根源。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比旧三民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因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③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后的有利形势,积极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广泛开展工农运动和军事工作。

自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日趋活跃,并不断取得胜利。1924年五六月间湖南湘潭铅矿工人、江西九江码头工人、上海丝厂女工先后罢工。七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坚持了1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共产党建议,通过了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为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近800名农运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后,工农运动更加迅猛发展。1927年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加入工会者达280万人,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工人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武装纠察队。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全国性的工人斗争尤其是南方各省的工人斗争形势越来越好。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群众集会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英国水兵以武力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合的群众,当场用刺刀刺死1人,伤数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日,武汉人民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举行30万人的大示威,愤怒的群众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接管了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为反击英国水兵枪伤码头罢工工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并迫使英帝国主义于2月2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正式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3月,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上海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出现新的高潮。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尤为迅猛。广东作为北伐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发展得快,早在1925年5月1日,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时,会员就达21万多人。湖南省在北伐前拥有农会会员40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群众约100万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会员激增至130万人;1927年初,又猛增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以上。湖北省农会会员,1926年7月末为7.2万人,12月底达28.7万人,翌年2月增至80万人。江西省农会会员,1927年2月发展到30多万人。

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972万人。农民协会组织迅猛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农民运动特别发达的地区,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

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共合作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党只有420名党员,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前夕的1927年3月,党员已发展到57967人,比国共合作前增加了137倍。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党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且,党还领导和影响着国民革命军3万人,在军队中有共产党员约1500人。

国民党通过国共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改组前的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的团体,军阀、政客充斥其中,组织力和战斗力很弱,孙中山领导这样一个党,历经磨难,落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健全了组织,创办了军校,发展了军队,得到了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于是有了北伐战争的辉煌胜利。

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消灭封建割据,是广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末通称辽宁、河北、山东等北方沿海各省为北洋),实际上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他把新建陆军扩充改名为北洋常备军,习惯称北洋军。从此,袁世凯一派北洋军阀的势力就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他们都是以某一两个帝国主义为靠山,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互相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混战,争权夺利,抢占地盘。在长期的混战中,他们的势力经常分化组合,消长不定。至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主要有三大派系: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20万,拥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20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5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此外,还有一些小军阀,控制着本省或本地区。

国共合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高涨,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愤怒到了极点,用革命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8个军的大部分陆续出发,兵分三路:一路入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一路取江西;一路进福建。

在两湖战场上,北伐军投入了第4军、第7军、第8军共3个军的兵力,约5万人。这一路以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独立团于5月1日从广东肇庆先行出发,6月2日攻占湖南攸县,后与大军一起,7月10日占领醴陵,7月12日攻克长沙和浏阳,8月19日占领平江,8月22日占领岳阳,然后进入湖北,与吴佩孚主力决战。

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刘玉春师固守汀泗桥,北伐军第4军共6个团,攻打一天一夜,进展不大。这时叶挺独立团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深夜从右侧秘密迂回到敌后,于8月27日拂晓一举攻占了敌鼓角塘阵地,守敌仓皇溃逃,独立团乘胜迅速挺进,占领咸宁。

节节败退的吴佩孚被迫在贺胜桥防御。8月28日,第4军、第7军攻击贺胜桥。第7军遭受敌人反冲击受挫后,敌乃以优势兵力向独立团猛扑。独立团英勇奋战,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反冲击,而且楔入敌防御纵深,攻占了直系统帅吴佩孚的指挥所,于30日占领贺胜桥,并向武昌追击。

此时蒋介石见武汉三镇指日可下,急令其嫡系第1军第2师由长沙进抵武昌,欲抢头功。该师师长刘峙谎报他的部队在9月6日鸡叫前已入城。第4军代军长陈可钰立即打电话向叶挺通报,并令其率部迅速入城。但是,当叶部走到大东门时,守在城上的还是敌人。这时叶挺接到独立团第1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牺牲前的报告:其他师的奋勇队都没有靠近城墙,只有第1营到了城根,并竖起了四座云梯,爬上去的战士大都英勇牺牲了。叶挺义愤填膺,立即向陈可钰提出:“从广东出发到现在,他们(指刘峙师)没有看见过敌人,敌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他们这一行为不仅有假造军情之罪,而且有陷害同志之咎,必须严重处罚!”此后,刘峙灰溜溜地离开武昌。10月10日,独立团终于在通湘门附近用云梯攻入城中,占领蛇山。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俘敌师长刘玉春及其部下2万多人。

当独立团攻击武昌城时,第8军在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的配合下,也于9月初占领了汉阳、汉口,9月15日进抵武胜关。至此,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已土崩瓦解,一蹶不振了。北伐军遂转移主力于东南战场,进攻孙传芳。

9月5日、6日,北伐军第2军、第3军、第6军分别由广东南雄、湖南醴陵、湖北通城等地区向南昌开进,进攻孙传芳的主力。当时,李富春任第2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朱克靖任第3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任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这些部队在进军中力战强敌。22日,蒋介石嫡系第1军第1师王柏龄部为抢占南昌,由浏阳赶到南昌牛行车站附近时,与敌遭遇。这个师由于排斥了共产党员,纪律松懈,斗志消沉,与敌一交手即全军溃败。但其他各军仍积极向南昌攻击,第4军、第7军也由湖北进到赣北作战,在德安、马回岭地区消灭了增援之敌。11月6日,北伐军攻占南昌。孙传芳的主力10万之众向东溃退。

孙传芳在福建的第12师3个旅,拥有30艘舰船的海军舰队及海军陆战队,于10月间在福州和武平地区先后被蒋介石收编。原在粤、闽边境的第1军(欠第1师),未经战斗,便于12月18日进入福州。

1927年初,北伐军开始向东部江浙地区进军。1月下旬,第2军由赣东进到衢州地区,2月12日占领了杭州,3月初由浙江长兴向南京进击,15日占领了溧水城。同时,沿长江东进的第6军,也于16日占领了当涂。接着,第2、第6两军协同动作,在南京外围粉碎了孙传芳和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的防御后,3月23日占领南京。此时,第1师才进至南京以东约20公里的栖霞山地区。接着蒋介石便施展阴谋手段,把第2军、第6军调至长江以北,让他的嫡系第1师进驻南京,为他做“定都”的准备工作。

至于上海,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夺取的。

1926年冬,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从广州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织领导了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南端一所房子里。

起义开始前,上海总工会代表到龙华,要求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部队配合行动,但蒋介石密令白崇禧按兵不动,阴谋使上海工人阶级在同反动势力的残酷搏斗中遭到削弱之后,再进入上海。

盘踞在上海的是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鲁军第8军军长毕庶澄部3个旅9个团共约3万人驻扎沪杭地区。

12时整,80万男女工人,纷纷走上街头,到预定地点集结,和直鲁联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巷战。这是北伐战争中极其雄伟壮烈的一幕,是人民战争史上光辉的篇章。

全市分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和闸北七个起义区,以闸北区战斗最为激烈。

敌人在闸北有据点二十几处,兵力配备甚强,又有英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日本水兵和张宗昌雇佣的白俄兵助战,给起义增加了困难。在21日晚上,各区先后取得胜利后,闸北区还在激战。这时,周恩来把总指挥部移至闸北第五区警察署,亲自指挥巷战。22日上午12时,天通庵车站的鲁军缴械投降。下午4时,商务俱乐部之敌也被消灭。各方起义队伍集中北站,向鲁军及白俄军发起总攻击。冲锋队冲锋在前,随后,10万余工人群众在弹雨纷飞中潮水般向车站涌去。这时猛烈的枪炮声,震天的呐喊声,敌军投降的哀叫声,充满了整个城市。经过1小时的猛攻,毕庶澄和他的白俄兵逃入租界,鲁军溃败。

英勇的上海工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完全占领了北站,取得了第三次起义的胜利。鲁军溃兵逃至麦根路车站时,白崇禧才带领第1师前来趋利,顺手牵羊,不费一枪一弹,将溃兵俘虏,开进上海。

由于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不仅在广东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夺占了长江南北,问鼎中原,成为取代北洋军阀号令天下的政治势力。

第二节 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

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30余年,屡遭失败。他在绝望中遇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改组国民党,淘汰不纯分子,吸收革命分子。

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是实现国共合作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得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积极拥护和赞助。但也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邹鲁、张继、邓泽如、胡汉民等人,以及躲在他们背后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力反对。这些右派分子,采取无理取闹、联名上书、组织小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争夺代表席位等种种卑劣手法,阻挠和破坏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这批右派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反动右翼分子包围着孙中山,使孙中山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孙中山没有妥协。为了推行三大政策,他和右派势力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他发表《致全体党员书》,说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那些散布谰言的人,“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意识的疑虑”④。为了排除右派顽固势力的干扰,孙中山在代表大会前夕严厉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并在会上把阻挠改组、无理取闹的张继驱逐出会场,囚禁起来。正是由于孙中山联共立场坚定,与右派势力斗争坚决,才使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看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组织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掌握了颇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敌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

1924年6月18日,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叫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成立党团是“违反党义,破坏党法”,要求从速严重处分等等。这是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发动的对共产党的第一次有组织、规模较大的进攻。

8月15日至9月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弹劾案。会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挫败了右派的反共活动,使国共合作得以坚持。

尽管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内少数“左派”与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内联共和反共斗争却从未停止过。

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党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趋尖锐,左、中、右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尤其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狂。

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指使暴徒暗杀了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

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老右派谢持、林森、邹鲁、张继等10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批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他们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共产派李大钊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八项反对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宣布取消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等9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还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从事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

1926年1月1日至2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虽然对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党纪制裁,但是未能彻底打击和清除右派。因此,在国民党内右派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势力,占据着重要地位。

更为严重的是,表面伪装革命、骨子里反对革命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窃取了掌握军事实权的要职,埋下了导致革命失败的祸根。

如果说,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是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遭受失败的外部原因,那么,共产党在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则是内部原因。

当时,处在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理论方面的准备不足,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理论指导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就开始在国共之间做工作,寻求国共合作的可能性。1922年8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1923年1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这是大会的主流。但是,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的错误观点,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另一种是陈独秀、马林等人提出的右的错误观点,主张在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实质就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大会基于对国民党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不足的错误判断,虽然否定和批判了张国焘等人的“左”的观点,却没有足够认识陈独秀、马林等人的右的倾向。大会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的观点,正是陈独秀、马林等人右倾思想的反映。在这种右倾思想的影响下,大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种在国共合作未形成之前就产生了的右倾错误理论,不能不对而后的国共合作实践发生错误的指导。

陈独秀在“三大”所表现出来的右倾错误,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在“三大”前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由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只能取得某些政治自由权利,等将来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再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后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处在激烈斗争中的革命政党,一旦被错误理论所指导,革命就必然遭到失败。由于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的“二次革命论”对党的革命事业所产生的危害就特别严重。因此,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之后,虽然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右派疯狂反共于外,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危害于内,使得令人陶醉的胜利之中酝酿着失败的严重危险。

第三节 屡屡错过时机

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因而也是统一战线中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反共,目的是争夺领导权。陈独秀在“二次革命论”指导下的投降主义的要害,是自动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的前期和中期,曾多次出现过能够有力地打击国民党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有利时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等都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陈独秀却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其他领导人一切有益的努力,放弃和错过了这些有利时机。

在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次非常有利的时机。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后,为了反击他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于12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在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期间,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很大优势。出席会议的代表27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占60%。因此,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一起找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上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大会提出开除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实现这一计划是可能的,鲍罗廷也同意这个计划。可是,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人不同意这个计划。他们害怕实行这个计划会使国民党右派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影响当时广东的局势,并因此决定采取退让政策。

为了实行退让政策,在魏金斯基的支持和协助下,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代表中共中央,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沧、邵元冲3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并达成7项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超过三分之一等。陈独秀等人不仅请戴季陶、孙科等人回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二大”,而且还指示中共两广区委欢迎这些右派回广州参加大会。他们唯恐妥协退让政策在国民党“二大”上得不到贯彻落实,特意指派张国焘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团书记。由于张国焘在思想上完全附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所以在行动上不遗余力。

大会选举前,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首领的汪精卫约张国焘会谈,提出多选“左派”的预选名单。张国焘认为该名单不符合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提出“未在国民党担任工作的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不必当选,其余共产党员也应减少”。张国焘的这种态度,迫使汪精卫改变了预选名单。结果,大会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当选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谭平山、杨匏安、于树德7人。在24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当选的共产党员也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韩麟符、许苏魂、夏曦、屈武7人。右派分子戴季陶、吴稚晖等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这次会上,地位不高的新右派蒋介石伪装革命,被当作左派代表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他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总监,为他后来篡夺革命领导权,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民党“二大”的结果是右派势力大,中间派胆壮,“左派”孤立。周恩来指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⑤这次大让步的结果,把本来通过努力能够争取到的革命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右派,置自己于受人摆布的地位,在政治上丧失了争取革命胜利的一次良机。

经过国民党“二大”,先前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他与汪精卫一武一文,并列为国民党两大首领。抓到党权之后的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为抓军权,扩张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二大”开过不久,就一手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叛变,派兵包围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的住所粤香楼,妄图杀害孙中山。孙中山在秘书和侍卫的帮助下,脱离了险境,登上永丰舰避难。为纪念孙中山,永丰舰后来改名为中山舰。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装备齐全的一艘军舰。

据“中山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李之龙(当时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在关于案件的报告中说,1926年3月18日晚,他外出之际,有3人来到他的住所,一个声称奉蒋介石命令,有紧急用途,需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蒋介石调遣,并留下一封公函交作战科长转呈李之龙。李之龙回到住所后,看到公函,原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

教育长电话,转奉

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

此致

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公函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长”即蒋介石。李之龙阅毕,不敢怠慢,遂写了两份命令,一份交宝璧舰舰长,一份交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命令大意是,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当时,蒋介石不在黄埔军校,中山舰长即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不知此事,可稍待请示蒋校长。不多时,李之龙又接到海军局的通知,说苏联参观团要来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便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将中山舰从黄埔调回省城供苏联参观团参观?当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后,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市。

这是一件看起来既简单又明了的事情,似乎已经结束了。然而,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实际上它是一起严重事件的开端。

3月20日凌晨3时许,李之龙在睡梦中被蒋介石派人逮捕。随后,蒋介石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卫队枪械,包围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行动,拘捕了黄埔军校及第1军第2师中的共产党员40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在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1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派兵包围。

这是一起严重的反共事件。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干?对此他有一个这样的解释。他在事件发生后的3月25日,对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呈文写道:“本月18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尽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⑥

李之龙接到派舰公函,理所当然必须执行命令。尽管蒋介石在呈文中矢口否认,但是在审理案件中,李之龙出示军校驻省办事处要调用军舰的公函,证明自己实属被诬陷。由此不难看出,这一事件的真相,是蒋介石出于争夺军权的目的,故意制造事端,打击共产党。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张太雷等主张坚决予以反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当时的形势看,实施反击不仅条件具备,而且时机也合适。

首先,革命力量强大。广东省及广州市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有着相当雄厚的力量;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和国民革命军中也有相当大的力量;共产党有良好的影响和崇高的威信。

其次,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邓演达等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事件。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态度,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⑦

再次,当时的蒋介石虽已窃据高位,但羽翼未丰,因此胆怯心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

这些情况表明,当时如果组织反击,时机是有利的。但是,陈独秀反对反击,共产国际也不同意反击,于是决定继续让步,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周恩来指出:“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⑧经过这次大让步,大批共产党员被迫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撤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削弱,蒋介石则巩固了军事上的地位,达到了争夺军权的目的。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让步下,提高和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内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立即着手从国民党党务方面向共产党发动新的进攻,以篡夺国民党的党权。

5月15日,蒋介石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案规定,国民党高级党部,包括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共产党员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由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等等。这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进攻。周恩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⑨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失去了反击蒋介石的有利时机。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只保持党外合作。他不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但又提不出具体办法。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张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张国焘、瞿秋白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会议期间,众说纷纭,不得要领,“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⑩。

由于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的妥协让步,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又一次得逞。“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无一例外,全部离职。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代替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领导职务,蒋介石本人则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新设立的军人部部长。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机构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三次大的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

此后,形势日趋险恶,但还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他只占一个军。第2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3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4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6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只要中国共产党奋起反击,就能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却继续沿着投降主义的道路走了下去。

在北伐前的1926年6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北伐出师后,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

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在北伐出师之前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毫无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写了上述反对北伐的文章,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他在没有认真讨论的情况下,就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态度一直不明确,结果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挽救革命的最后时机,中国革命的航船被当时的党的领导人引入了暗礁密布的险区。

第四节 步步退让结下的苦果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共活动,向共产党频频出击。陈独秀等人把持的中共中央则步步退让,致使国民党右派的势力日益强大,气焰日益嚣张。

蒋介石成了这一阶段斗争中的政治暴发户。他发动的一系列反共活动,既打击了共产党,也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在“中山舰事件”中,逼走了当时国民党内唯一能与他抗衡的汪精卫,一步一步地把党、政、军大权抓到自己的手中。到了北伐战争开始时,蒋介石已经窃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显赫职位。当时,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国民党、北伐军、国民政府的所有大权,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

在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下,再加上苏联政府的援助,北伐战争顺利发展,短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反革命的真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他倚仗着自己垄断的国民党党政大权,借北伐之名加重人民赋税,扩展个人实力,引起广东工、农、商、学群众以及黄埔军校学生和国民党一些省党部的严重不满。

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在北伐过程中积极寻找靠山,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9日,蒋介石进驻南昌后,立即设立仲裁委员会,压制工农运动。22日,蒋介石接见外国记者,公开对英、美帝国主义表示“友谊”,乞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随后,又秘密派戴季陶、吴铁成去日本,向日本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要求日本政府支持他的反革命事业。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在南昌设下总司令部,作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本营。他抗拒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的决定,提出“迁都驱鲍”(指鲍罗廷),截留路经南昌前往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公开宣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在鲍罗廷的主持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同蒋介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被迫于1927年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此时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来说,已是尾大不掉。

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蒋介石为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目的,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羽翼渐丰:在军事实力方面,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在全部的8个国民革命军中他只占1个军。但在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向武汉国民政府妥协,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还不想在这时就公开叛变革命,而是准备继续向南京、上海发展,等到攻占东南沿海的富庶地区,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联成一气之后,再向革命力量反扑。

蒋介石虽然在迁都的问题上向武汉国民政府暂时作了妥协,但却从此开始了对工农群众进行血腥的屠杀。

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同时,又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群众团体。

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党徒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3月16日,蒋介石命令其爪牙以武力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AB团{11}公然举着反革命旗帜,在南昌街头呐喊。

3月17日,蒋介石在九江派其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6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3人、总工会干部1人,重伤第6军政治部干部9人。当工人组织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镇压,把工人纠察队捕获的流氓数十人全部劫去,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晚,蒋介石即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

3月20日,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利用流氓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市民大会,蒋介石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召开市民欢迎大会这天举行暴乱。许愿敢死队员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500元。就在这天,这些流氓和青红帮党羽,捣毁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文件什物,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

蒋介石一路大肆屠杀革命人士,于3月26日到达上海,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对这个手握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蒋总司令十分欣赏,表示愿以全力支持,答应驻上海的3万多外国侵略军帮助蒋介石。上海买办阶级也给蒋介石提供了1500万元的反革命政变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之后,再送3000万元巨款,作为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资本。得到蒋介石资助的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反动帮会流氓势力,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等黄色工会,也答应听候蒋介石调用。蒋介石在取得了帝国主义、江浙财团和流氓地痞的支持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叛变的步伐。

1927年4月1日,蒋介石完成了叛变的部署,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命令。命令第1军刘峙的第2师在当天晚上行动,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其枪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事情,改写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

因“中山舰事件”被逼走海外的汪精卫,以“病假”为名在欧洲流亡了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欧洲经莫斯科,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暂时撤销了反革命政变的命令。

就在蒋介石磨刀霍霍之时,陈独秀居然和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解:“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并要求革命人民“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这个宣言掩盖了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武装。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当天晚上,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骗到杜宅杀害,致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后来,杜月笙的门徒曾夸耀说,蒋介石能在上海顺利清共,我们杜老板是立过首功的。

4月12日凌晨1时,上海青红帮流氓、特务,每人发大洋10元,全副武装,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四面出击,从1时至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应战,双方发生激战。事先早已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收缴“双方”的枪械。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由流氓、党棍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了总工会会址,配合蒋介石的军队破坏了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帝国主义信守助蒋反共的诺言,当天派出侵略军在租界内外疯狂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达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

4月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去周凤岐的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参加请愿的约10万人,其中有许多女工和童工。第2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屠杀密令,早有布置。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第2师司令部即命令士兵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疯狂扫射,当场有百余人惨遭杀害,受伤者无数。当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反动军队的屠杀,死伤数十人。

从4月12日至15日,工人被屠杀300余人,被捕500余人,逃亡失踪5000余人,上海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深受工人群众爱戴的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就是在这时先后英勇牺牲的。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广州进行了反革命的大屠杀。4月15日凌晨2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警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所有的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及革命学生、妇女组织都被查封。2100余名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被逮捕、屠杀,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惨遭杀害。

继上海“四一二”、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其统治下的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也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6日,占领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60余人。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李大钊等20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提出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以保卫和发展革命。陈独秀竟然扣留了这个指示,不让全党知道。党内许多同志纷纷建议坚决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陈独秀却拒绝了党内这些正确建议。6月30日,在他把持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不仅不研究挽救革命的措施,反而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所谓“十一条决议”。决议彻底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企图以投降的方式让步以拉住汪精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利用汪精卫的威望和野心,保持和国民党的联盟,背着中共中央,把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给汪精卫叛变革命提供了借口。结果,使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叛变计划。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蒋汪合流,公开叛变了革命。接着,在“宁可错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党内在思想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和消沉,一些在革命高潮时参加党组织的不坚定分子,对革命产生怀疑,开始动摇,甚至变节。工会会员由28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工人斗争由进攻转入防御。农民抗租抗税的斗争虽然不断发生,甚至爆发了武装起义,但多数以失败告终。在革命阵营里,不仅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上层分子也因动摇而脱离了革命。革命的主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只剩下共产党。整个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力量明显处于劣势。总之,一切情况表明,中国革命已由高潮转入了低潮。

第五节 转变并非突然萌发的念头

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没有牢牢掌握住枪杆子,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向人民发动突然袭击时,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2}“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3}这些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后才认识到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内不少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尚未失败之前,甚至在大革命正蓬勃发展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当时还很不成熟,党内上层领导职位被陈独秀等投降主义者把持,一些正确的主张和种种努力不能在全党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

从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着手为组建自己的武装队伍作准备。

1924年,当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推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军校。至1926年10月,军校培养出的4000多名毕业生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很有影响的徐向前、蒋先云、许继慎、周逸群、赵自选、胡焕文、刘志丹、卢德铭、陈赓等人。

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骨干,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优秀干部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先后到军校担任负责人,使军校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黄埔军校创办后不久,一些共产党员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尝试。1924年11月,在周恩来和陈延年的具体指导下,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赵自选、曹汝谦等分别担任队长、党代表、副队长、军事教官、政治教官之职,并建立了党小组。它名义上隶属于大元帅府,实际工作和活动却直接受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领导。这支革命武装在支援广东工农运动和讨伐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中,功勋卓著。

1925年,周恩来等共产党员随同国民革命军参加了两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对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陈延年、周恩来等深感有必要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和工农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经过与国民政府和第4军军长李济深等协商,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一个团的革命武装。周恩来亲自从黄埔军校抽调学生作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并从广西、湖南等地招募部分士兵,于1925年11月间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后扩编为第4军独立团。该团共约2000人,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第1营营长曹渊、第2营营长许继慎、第4连连长卢德铭、第6连连长袁也烈、青年队队长蔡晴川、担架队队长张堂坤等都是共产党员。团内设立党支部,是团队的领导核心。党支部设干部会,由叶挺、周士第、董朗、吴巨细组成,吴巨细任支部书记。各营和团部都成立了党小组。最初党员约20余人,以后又有很大发展。这个团名义上隶属于第4军,但实际上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干部的任命、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周恩来经常给独立团以具体指导。

叶挺团长和党支部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训练,努力建设成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要求,在部队成立初期,就强化军事训练。叶挺亲自制订训练计划。按照计划,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四操”即早晨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和黄昏操练。“三讲”即上、下午各讲一次军事课或政治课,晚点名训话,总结当日军训。军训中,干部以身作则,士兵情绪高昂,军事素质提高很快。独立团领导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经常进行阶级、纪律教育;革命人生观和加强团结的教育;形势和任务教育等等,从而提高了官兵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责任感,增强了官兵的纪律观念和团结。独立团官兵亲如手足,平等相待,同苦同乐,同食一锅饭。对群众情同鱼水,官兵帮助百姓,群众热爱官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团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革命武装。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肇庆出发,途经广州北上。独立团在北伐各次战斗中所向披靡,威震全国,成为百战百胜的北伐先锋,被誉为“铁军”。团长叶挺战功卓著,被称为“北伐名将”。

创建独立团的实践,为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建立一支人民军队,以武力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摸索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武装起义准备了成建制的军事力量。

第4军独立团组建之后,周恩来、毛泽东等提出利用有利时机,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组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独立团时,远在上海的陈独秀横加阻拦,致使这一正确主张未能实施。

当蒋介石为夺取军权而发动反革命事变,制造“中山舰事件”时,立即受到中国共产党许多党员的强烈反对。就在事变发生的当时,毛泽东和陈延年、张太雷到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

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他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尖锐地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毛泽东还提出,首先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离广州,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兵权,开除党籍。

而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的财力和独立团的兵力、弹药都不及蒋介石,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结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则错误地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支持我们对他进行镇压,因此,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采取退让政策,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

1927年3月间,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秘密共产党员吴玉章利用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筹备组建一个直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师,人员、粮饷、军械等皆已准备就绪。但4月上旬到达武汉的陈独秀却借口计划配备的枪械比别的部队好,怕惹人注目,招致妒恨,一再制止,致使这个师未能建成。

在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的严重时刻,蔡和森、毛泽东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曾经进行过多次批评和斗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蔡和森认为“现在革命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运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建立革命武装,“根本问题在武装农民”{14}。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毛泽东、瞿秋白等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依靠农民斗争推动革命发展的意见。

“五大”以后,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工作方针和工作重点问题。蔡和森不同意鲍罗廷、陈独秀等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是中心问题的观点,批评鲍罗廷完全丧失了原则。他主张把工作的中心点放在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坚决打击反革命。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攻克郑州后的北伐问题的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陈独秀、瞿秋白主张东征,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取广东。

蔡和森对这两种意见都不以为然。他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他尖锐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北伐,只是一句空话!”{15}

为此,他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自己拟定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央审议。

关于湖南:要号召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解决许克祥,对长沙取围攻之势;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在反许克祥的斗争中应发展农民军5万以上;在短期内应争取国民党“左派”力量30万人以上,准备推翻已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

关于湖北:必须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豪劣绅和军阀猛烈进攻;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和条件,扩大省防军和工农武装,以肃清一切敌人;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我们共产党的武装,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迅速发展群众势力,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

当时,因中央政治局恰好刚收到共产国际指示,蔡和森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基本一致,罗易等人只好表示赞同,所以,《两湖问题决议案》比较顺利地在中央通过。

中共中央为贯彻《两湖问题决议案》,指示各省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立即回原地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同时,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组成湖南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和指挥湖南暴动。

但是,正当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并付诸实施时,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又犹豫起来,他们把湖南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对计划拨给各地准备暴动所需之款项迟迟不发,后来共产国际代表又以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已经完全瓦解为由,取消了暴动计划,同时撤销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周恩来当时在军部工作,他力主发动武装暴动,为此事同罗易激烈地争论了一场,但无济于事。这样,蔡和森挽救革命危机的主张也就付诸东流。

6月下旬,蔡和森因病在武昌毛泽东的家里休养。当时每天都有从湖南逃出来的同志和农民向毛泽东报告唐生智回湘公开反共的消息,蔡和森为此忧心如焚,于6月25日抱病写信给中央常委。他在信中指出:“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提议中央机关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16}此后,他又多次写信给中央常委提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

在此期间,毛泽东也提出了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

他于6月13日,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列举了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军队互相勾结,在湘、鄂、赣三省残害广大农民,破坏农民运动的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反动派“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词,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 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号召各级农民协会,“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17}。

在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必须保存武力的主张,他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8},他主动要求去湖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建立根据地。

当时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也纷纷请缨,要求中央立即在湘、鄂、赣三省发动暴动。

刘伯承认为“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既然是与我们联盟的条件相反,联盟关系应该断绝,趁他们有事河南,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军中及其他同志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19}。

7月初,叶挺和贺龙曾积极筹划,以他们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骨干,趁第2方面军追悼北伐河南阵亡将士大会之机,发动武装起义,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反叛。

恽代英率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千名学员加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投入反击敌人进攻的战斗。

陈独秀在党内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式统治,不仅拒绝接受上述正确意见,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而且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在否决蔡和森的两湖问题决议案后,6月24日,陈独秀等又突然决定撤销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改任邓中夏为中央秘书长,在邓中夏到职前由张国焘代理。对蔡和森实行组织惩戒,在党内孤立蔡和森。为了阻挠蔡和森、毛泽东进行武装反抗的准备工作,陈独秀、鲍罗廷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去,调毛泽东到四川去,企图使他们远离中央,孤掌难鸣。

在张太雷、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湖北省委努力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积极地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武装起来,保卫革命。

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首先批判了党内污蔑农民运动的陈词滥调,指出那些“口口声声骂工农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的一切困难都推在工农运动身上”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他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20}

6月22日至26日,董必武亲自主持召开了湖北省市县联席会议,拟定和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对农民运动在政治、经济、组织、宣传等方面的任务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农民武装自卫,加紧对农协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考虑到目前政府的枪支不够分配,不能够多给农民以武装,只有到军队中去找枪,因此,提出了“革命群众到军队中去”的号召。

从1924年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于抓革命武装,建人民军队,直接领导革命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广泛的过程,从而为大革命失败后,迅速起来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注释:

①②④转引自尚明轩著《孙中山传》第109、134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

③{12}{1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第3卷第1074页、第2卷第544页。

⑤⑦⑧⑨⑩《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120、121、123页。

⑥转引自宋平著《蒋介石生平》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11}AB团,AB是Anti-Bolshevik的简称,即反布尔什维克,也称反共团。

{14}蔡和森《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讲词》,1927年4月2日《湖南民报》。

{15}{16}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17}{20}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515、52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9}《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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